宋庆龄为何不与孙中山合葬

; 在南京中山陵园环绕中山陵的附葬诸墓中，廖仲恺与其夫人何香凝的合葬墓，面积不大，但风格卓异，引人遐思。 　　廖仲恺遇刺中弹身亡于1925年8月20日。47年之后，1972年9月1日，他的夫人何香凝病逝于北京。依照她“生同寝，死同穴”的遗愿，灵柩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合葬。 　　何香凝逝世9年之后，宋庆龄病逝于北京。她的遗体火化的第二天，骨灰就用专机运往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 　　宋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出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廖承志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解释说： 　　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1949年，当“政治弥留”之际的国民党当权派出于一望即知的目的，竭力宣扬孙中山早已与之离婚的前夫人卢慕贞才是惟一的、真正的孙夫人时，传闻说宋庆龄表示：“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宋庆龄传记的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分析说：“这可能是最早透露出她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使她在病危时提出要同她父母葬在一处的要求。” 　　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还是“文革”破四旧时，上海的红卫兵“砸烂”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宋庆龄传记述：“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 　　宋庆龄生命历程的最后两三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次最有希望的年代。1979年2月，她在写给一位美国人的信中说： 　　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并显示出来……最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是一大胜利。 　　在同一封信中，她对现实社会的一些制度性弊端直言不讳： 　　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任何集体的利益都必须允许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 　　也许濒危之际的宋庆龄感慨于自己的爱侣和导师的身后命运，以归葬家族墓园的至嘱，含蓄又确定无疑地表示了自己对习于造神和迷信盲从的民族性痼疾的决绝乃至警示？
　　

周世宗斥冯道

　　辽兵撤出开封的时候，后晋大将刘知远在太原称帝，率领大军南下。一路上军纪严明，受到中原百姓的支持。各地辽将听到风声，慌忙逃走。刘知远很快收复了洛阳、汴京。这年六月，刘知远定都汴京，改国号为汉。这就是后汉高祖。　　刘知远只做了十个月皇帝就死去。他的儿子后汉隐帝刘承祐即位以后，后汉内部发生动乱。汉隐帝嫌手下将领权力太大，秘密派人到邺都杀害大将郭威。激起郭威发动兵变。公元９５０年，郭威推翻了后汉，被将士拥戴为皇帝。　　第二年，郭威在汴京即位，国号周，就是后周太祖。周太祖出身贫苦，懂得民间疾苦；也读过一点书，注意重用人才，改革政治。在他的治理下，五代时期的混乱局面开始好转。　　后周建国的时候，刘知远的弟弟刘崇不服后周统治，占据太原，成为一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北汉（十国之一）。刘崇为了跟后周对抗，投靠辽朝，拜辽主为“叔皇帝”，自称“侄皇帝”，多次在辽兵帮助下进犯周朝，都被周太祖打败。　　公元９５４年，周太祖死去。他没有儿子，柴皇后有个侄儿柴荣，从小聪明能干，练得一身武艺。周太祖把他收作自己的儿子。到周太祖一死，柴荣继承皇位，这就是周世宗。　　周世宗新即位，北汉国主刘崇认为周朝局势不稳，进占中原的时机到来，就集中三万人马，又请求辽主派出一万骑兵，向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进攻。　　消息传到汴京，周世宗立刻召集大臣商量。他提出要亲自带兵抵抗。大臣们说：“陛下刚刚即位，人心容易动摇，不宜亲自出征，还是派个将军去吧！”　　周世宗说：“刘崇趁我刚遭到丧事，又欺侮我年纪轻新即位，想吞并中原。这次他亲自来，我不能不自己去对付他。”　　大臣们看周世宗的态度挺坚决，也就不作声了。只有一个老臣站出来反对，他就是太师冯道。　　冯道从后唐明宗那时候起，就当了宰相。以后，换了四个朝代，他在每个朝代的主子面前，都能随机应变，讨得新主子的欢心；辽兵占领汴京的时候，他主动朝见辽主。一些新王朝的皇帝，也乐得利用他。所以，他一直保持着宰相、太师、太傅等重要职位。　　这一回，冯道看周世宗年轻，就以老资格的身份来劝阻周世宗亲自带兵出征。　　周世宗对冯道说：“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都是自己带兵。　　我怎么能苟且偷安呢？”　　冯道冷冷地笑了一声说：“陛下能够比得上唐太宗吗？”　　周世宗看出冯道瞧不起他，激动地说：“我们有强大的兵力，要消灭刘崇，还不是像大山压鸡蛋一样容易。”　　冯道说：“不知道陛下能像一座山吗？”　　周世宗听了十分气愤，一甩袖子，就起身离开朝堂。后来，别的大臣也出来支持他，周世宗就把亲征的事决定下来。　　为了这件事，周世宗对冯道十分不满。不久，派去管修造周太祖坟墓的事。冯道碰了钉子后，闷闷不乐地死去。　　周世宗率领大军到了高平（在今山西省），跟北汉兵碰上了。双方摆开了阵势。北汉刘崇看到周军人少，骄傲起来，说：“早知道这样，我何必借契丹兵呢。这一次，我不但要打败周军，还要让契丹人看看我的厉害呢。”　　刘崇指挥北汉军猛攻周军，周军右军的将领顶不住，带领骑兵败了下来，步兵也纷纷投降。眼看情况十分危急，周世宗亲自上阵，冒着乱箭督战。他的两名将领赵匡胤（音ｙìｎ）和张永德各带领两千亲兵冲进敌阵。周军兵士看到周世宗沉着应战，也奋勇冲杀，一个抵上一百个，争先恐后地冲向敌阵。北汉兵就像山崩一样败了下来。　　后面的辽军看到北汉军失败，不敢跟周军交锋，悄悄地把兵撤走。北汉刘崇节节败退，前有追军，后无救兵，最后，只剩下一百多骑兵，狼狈不堪地逃回晋阳。　　经过高平大战，周世宗的声望大大提高：他回到汴京后着手整顿军队，减轻百姓负担，准备统一中国的战争。过了两年，他亲自征讨南唐（十国之一），攻下了长江以北十四个州。接着，他又下令北伐，带领水陆两路进军，收复北方大片失地。可惜正当他要实现统一全国的愿望的时候，却病倒了。　　公元９５９年，周世宗即位六年后死去，由年才七岁的儿子柴世训接替皇位，就是周恭帝。

《资本论》的诞生

１８４８年欧洲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巴黎，他们认真地总结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从中认识到，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这对于指导今后的工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马克思领导了工人运动，他也成了巴黎“不受欢迎的人”。１８４９年夏末，马克思第四次接到“驱逐出境”的命令，以前，普鲁士政府、比利时政府、法国政府均曾驱逐过他。为此，马克思曾愤然退出普鲁士国籍，要做一个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　　马克思在巴黎住在百合花大街４５号，这一天，几个警察奉命向他宣读了驱逐令，这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并不是因为法国不欢迎他，而是因为他此时正陷入“财政危机”，自己家的所有积蓄已全部用作革命经费，连家俱也早已变卖，仅有的一套银质餐具也送进了当铺。而且，妻子燕妮又即将分娩，此时被赶走，困难可想而知。　　但是，既然不为反动派所容，就只有另奔他国了。马克思携带全家，变卖掉所有日常用品，来到了著名的雾都伦敦。来英国之前，马克思一家是两手空空，到了伦敦，仍然是身无分文。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迫举家迁移。　　开始，他们住在伦敦安德森大街４号，每周房租６英镑，这对马克思一家来说，简直是不让他们吃饭了！因拖欠房租，房东叫来了警察，收走了马克思一家的全部东西，甚至连婴儿的摇篮、女儿的玩具也没留下。　　他们搬进了累斯顿大街的一个旅馆，租金每周５镑，不久，他们又被主人赶走。１８５０年５月，马克思搬进迪安大街４５号，不久，又因房租迁到了这条街的２８号，一家七口住在两个狭窄的小房间里。　　这年的１２月，马克思领到了一张英国博物馆的阅览证，从此，阅览室成了他的半个家，他每天从上午９点一直工作到下午８点左右，回到家里还要整理阅读材料所记录的笔记，一般情况，他都是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曾对别人说，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日８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１６小时。那么，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里都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是在认真写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煌煌巨著《资本论》。他每天所摘录的大量资料，都是在为写作《资本论》做准备的。其实，早在１８４３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了，只不过到这时，他把主要精力集中运用到了这部书上。据有人统计，在世界一流的伦敦博物馆所藏图书中，马克思阅读过的书籍有１５００多种，他所摘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１００余本！　　为了更好地完成《资本论》，他广泛收集有关各学科资料，如农艺学、工艺学、解剖学，更不用说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了。总之，只要与《资本论》有关，不管多么艰难，他也要寻找下去，研究下去。甚至连“蓝皮书”他都一本本阅读了。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专门发给议员的报告材料，因其封面为蓝色，所以叫它蓝皮书。英国议会的蓝皮书每到一定时候就会下发到议员手中，对于议员来说，此书并没有多大用处，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本又一本的废纸，在废纸堆里，经常可以见到这种小册子。　　但对于马克思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他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本质，所以，这些官方材料是弥足珍贵的。它里面记录着英国每年、每阶段的经济报告及经济政策，因此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手资料。马克思非常认真地阅读着，不时地把其中重要的资料摘录下来。　　马克思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马克思迁居到伦敦西北的肯蒂士镇，这样，离伦敦博物馆更远了。但马克思并未间断工作，他仍然没日没夜地在博物馆里工作着。饿了，啃一口干面包，渴了，喝一杯白开水，疲倦了，就站起来跳两下，然后继续工作。不管是刮风下雨，他也从未因天气问题而不到博物馆去。终于，１８６７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马克思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紧紧地捧住了这部刚刚出版的著作。　　《资本论》的出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它迎来了无产阶级的新的斗争历程。　　在这部书中，马克思通过大量事实，详细而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揭穿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秘密”，暴露了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丑恶本质，也指出了工人阶级之所以极其贫困的原因。　　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指出，干活付钱，这是错误的认识，就是说工人干活，资本家付给他钱，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不是“等价交换”，工人为资本家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自己所得的报酬，如一个工人一天劳动所得为８元钱，而他在一天之内为资本家所创造的利润远远不止８元，可能是１６元，也可能是２４元，还可能更高。这怎么能是“等价交换”呢？那么这多余的部分，即这个工人工资之外的８元或１６元或更高的数额，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无偿地剥削走了。马克思把这个“帐”算清以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手段、诀窍就给暴露出来了，这使广大工人阶级更认清了资本家的剥削方法，从而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待遇准备了充足了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断然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都是不可改变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增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隋唐墓葬区发现汉墓

; 西安遍地都是文物，但是区域性却很强，北郊经常发现汉代的珍贵文物，而南郊更是以隋唐墓葬为主。但是昨日，在长安区黄良乡黄良变电站旁边的庄稼地里，两名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座2000年前的汉代墓葬。　　据介绍，这两名工人是在这里挖输送电力的高压线路的电杆坑槽，按标准每个坑槽的深度都在3.2米。当挖到这一口时，在地下接近3米处，突然发现脚下的土很松软，紧接着其中一个工人摔进了墓穴里。“墓室大约有4米长，宽度不确切。我们在里面发现了一些陶罐的碎片和一个完整的陶罐，想这可能是古代的墓，就停下来打了110。”现场施工的一名工人指着坑沿上的一些陶质碎片和一个陶罐告诉记者。随后有关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对该墓葬采取了简单的保护措施。　　从3米深的坑底可以看到墓穴的一部分。坑沿上一些碎陶片随意地堆放着，基本都是灰陶，有的上面文有红色花纹，一个灰色的陶罐非常完整。陕西省考古所的工作人员对该墓葬进行了初步鉴定，推断为汉代墓葬。　　省考古所商周研究室主任张天恩告诉记者，该地区曾经是汉朝上林苑的遗址，该墓葬的发现对了解汉朝时当地居民在这里的活动状况以及汉代历史具有一定价值。张天恩表示将在协调好各方关系后由相关文物部门对该墓葬进行进一步的发掘和清理。

新经济政策

一个美国青年来到克里姆林宫前，路上的人们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他。很快人们就得知他就是受列宁热情邀请而来的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　　当时２３岁的哈默已是在哥伦比亚医学院就读的、独一无二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１９２１年６月，他克服种种困难来到苏俄，原本想帮助医治当时流行的斑疹伤寒，但大规模的饥荒所引起的灾难却使他大为震惊。他立刻用１００万美元购买了１００万普特小麦，用船运到苏俄销售。　　列宁知道这件事后，热情邀请哈默前来。在办公室里，列宁用英语和哈默交谈着，他问起哈默在苏俄旅行的印象。哈默告诉他说自己刚在饥荒地区和乌拉尔地区呆了一个月。列宁听到这里，脸色露出忧郁的神情，缓慢地说：“是的，饥荒。我听说你本来想做些医务救济工作，当然这种工作很需要，不过，我们最需要的是美国商人，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列宁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本《科学的美国人》杂志，一边翻，一边说：“瞧！这是你们人民做出的成绩。这就是进步的含义，高楼大厦，发明，发展机械来代替人的双手。”他放下杂志，“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资源丰富而未经开发。你们和我们可以取长补短。美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料和销售机器的市场，以后还可以在这里推销工业产品，而我们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以及美国的工程技术人员。”　　哈默谈起访问乌拉尔区的印象，认为俄国的物资人力都很充足，许多工厂的状况比他预计的要好。列宁点点头。“不错，内战使一切陷于停顿，现在我们必须从头做起。我们刚刚制定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要求重新发掘我们的经济潜能。我们希望建立一种给外国人的工商业承租权的制度，来加速我们的经济发展。它将为你提供很好的机会。”　　哈默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列宁谈新经济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惊恐万分，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法、美、日各国以及德国，都派出军队入侵苏俄，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国内的反动势力也纷纷叛乱，企图一举颠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带领着人民，经过近３年的浴血奋斗，到１９２０年１０月，终于打败了国内外的武装，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但是，新的政权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治理战争留下的巨大创伤。饥荒成为广大农村地区的灾难，农民迫切需要苏维埃政府经济上帮助他们，要求城市供给他们布匹、靴子、钉子、犁和其他工业品，要求改善生活。而连年的战祸同样使工业衰败不堪，千百个工厂处于半毁坏状态，多数设备破旧得如同废钢烂铁；铁路运输几乎停顿，几百座铁路桥被炸毁，几千公里长的铁轨报废，大部分机车和车厢已经超期限使用；一部分工人失业，跑到了农村。　　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还在暗地里组织匪帮和富农暴动，时刻准备进行颠覆活动。　　面对严峻的形势，列宁认识到，党和政府必须来个重大转变。斗争的重心要逐渐转到经济方面，在改进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必须把机器和货物供应到农村，从经济上加强工农联盟；在国家电气化的基础上恢复工业。　　１９２１年３月，布尔什维克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征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商自由贸易，并且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还准备把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等等。　　尽管这些政策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它明显对恢复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　　哈默从同列宁的谈话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不久后，哈默就成了第一个在苏俄经营租赁企业的美国人。他还劝说坚决反共的大资本家亨利.福特到俄国开办企业，经销汽车和拖拉机，于是其他一些公司也蜂拥而来。后来，福特还在俄国修建了一个汽车厂。虽然福特一向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敌，但对这笔生意却颇为满意。因为苏维埃政府的新经济政策，保证了外国商人有利可图，有钱可赚，也使苏俄冲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　　新经济政策使苏维埃国家的经济顺利恢复起来，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１９２２年１２月，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制定了第一部宪法。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

三峡工程是政治问题

; 在葛洲坝工程局和宜昌市大事记里，都记载着这样一段历史：1980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和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禄等陪同下实地考察三峡。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乘“东方红32号”轮从重庆出发，顺江而下。 　　一路上，陪同他此行的人们时而指点两岸的高山峻岭、名胜古迹和城邑村落，时而讲解一个个暗礁险滩的成因与沧桑。邓小平边听边看边想，萦绕他心际的是关系子孙后代幸福的一件大事——三峡工程。 　　要不要修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十分关心这个问题。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他倾向于兴修这项举世瞩目的大工程，但他一直没有能亲自进行实地考察。 　　邓小平尽管在北京多次听到了各方面专家和有关负责人的论证和意见，但他认为事关重大，做出决策要慎重，要对11亿中国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这位注重调查研究和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民领袖决定亲自看看三峡。 　　邓小平一上船就关切地问陪同考察的老水利专家魏廷铮：“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t” 　　魏廷铮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江水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 　　魏廷铮还举了丹江口水库为例，说：“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年过水量为380亿立方米，而水库库容为年过水量的50%，因而水库蓄水后水体交换时间较长。即使如此，经水库下泄的水温较建库前变化也不大，汉江中下游的水稻、棉花都长得很好，对渔业影响并不大。”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说，长江中下游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 　　航行途中，魏廷铮及两省领导人围绕着三峡工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魏廷铮首先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具有巨大的综合利用效益，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效益是对长江中下游防洪的控制作用。他还列举了历史上长江中下游地区几次大的洪水灾害，说明建坝的必要性，建议早建快建三峡工程，不能再延误时机铸成大错。魏廷铮讲完后，陈丕显、鲁大东等领导人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此，邓小平耐心地听，没有表态。他只是风趣地说：“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船行到万县时，万县地委领导到船上来看望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指着魏廷铮说：“你是要建三峡工程的。”他又指着万县地委书记说：“你是不赞成的，你们要统一认识。” 　　船行至瞿塘峡进口处时，小平同志见两岸山势险峻，江面很窄，就问魏廷铮：“为什么三峡水库的坝址不选在这里，而要选在下游呢t这里筑坝的地形很好嘛！” 　　魏廷铮回答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水电站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很难布置。同时，全长200千米的三峡河段落差比较集中。是三峡水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丢掉了这一段，防洪和发电效益将大为降低。 　　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与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方面的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做了了解，特别是与葛洲坝工程的对比询问得更为详细。他还特别问到，三峡工程会不会出现黄河三门峡工程出现过的泥沙淤积问题。 　　船到西陵峡三斗坪附近，邓小平要求减速，他要仔细看看拟议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中堡岛。船舷旁，邓小平一边听魏廷铮的介绍，一边拿着望远镜认真观察这被人介绍过多次的神奇小岛。 　　看完中堡岛，邓小平又认真地察看了离中堡岛200余米的南岸三斗坪和离岛1000余米的乐天溪，并询问了有关情况。 　　12日下午3时，船到正紧张施工的葛洲坝，邓小平走出船舱。 　　在陈丕显、廉荣禄的陪同下，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正在紧张施工的葛洲坝一期工程的2号船闸、二江电站厂房安装现场、三江防淤堤。在2号船闸下游闸首，当廉荣禄汇报大江截流后对船闸的要求时，邓小平问：“是今年年底截流吧t” 　　廉荣禄说：“这是我们的心愿！” 　　邓小平笑着说：“好啊！”看完船闸他又说，“这船闸大啊！1920年，我在法国时人家就修了船闸，那时巴黎地下铁路也修了。” 　　在二江电厂，邓小平问：“发这么多电，要多少煤t” 　　魏廷铮说：“折合700万吨标准煤。” 　　随着阵阵机器声，邓小平来到大江截流基地，只见30多吨的大型载重汽车来回穿梭作业，将满车的石块从南津关等地运来。 　　截流的“重型武器”——15至25吨重的金字塔似的混凝土四面体，整齐地排在大江两岸，形成两个方阵，待命动用。大江截流非同凡响，必须充分准备。邓小平望着那堆积如山的石块和波浪翻滚的长江，问廉荣禄：“截流用什么方法t”廉荣禄答：“从两岸同时向江中抛投石块、石渣填筑料，最后关键时刻动用‘重型武器’截流四面体。” 　　“这么个大江，要把它截住可不容易呀。”邓小平关切地说道。 　　廉荣禄说：“我们全局上下，万众一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视察了葛洲坝工程后，小平同志又乘船来到江陵市。他对荆江两岸1500万人口、2300万亩良田处于荆江洪水的严重威胁之下十分关注。他指出，洪水淹到哪里，哪个地方就要倒霉，人民就要遭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除这种威胁。他对三峡水库调节长江洪水的功效、对两岸分洪区的安全措施都十分关心。他对随行的有关负责人说，长江两岸的防洪问题要十分重视，一点也不能马虎。 　　天色朦胧时，邓小平又登上了“东方红32号”轮，继续顺长江东下，向武汉驶去。 　　江城武汉，这里是邓小平这次三峡行的最后一站。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专门研究三峡工程。会上，邓小平再次听取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在实地考察并听取多方面意见后，邓小平认为，航运上问题不大，生态变化问题也不大，而防洪作用很大，发电效益很大。他说：“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这是一个重要的表态。 　　于是，论证三峡工程的步伐加紧、加快了，兴建这个大工程的研讨继续深入。 　　1980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国家建委负责组织水利、电力等专家对三峡建设进行论证。 　　不久，万里同志率领有关部委领导来到三峡工地考察，他说，是小平同志决定了，他才到工地上来的。同年11月，姚依林同志也来到工地上考察，对三峡工程列入计划的问题做了详细调查研究。1981年底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上报了《三峡水利枢纽论证报告》。1983年3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完成了《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 　　1984年，国务院又成立了以李鹏同志为首的三峡工程筹建领导小组，着手进行筹建工作。 　　在这期间，小平同志又多次向姚依林、宋平同志指示，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定要加强重点骨干工程建设，尤其是能源、交通、农业、原材料等行业，不要重复搞效益不大的加工项目，并指出要抓紧进行三峡工程的准备。他说，搞建设也和搞改革一样，要有一点闯劲，要立即抓紧修路等准备工程，国家建设项目能放在三峡地区的尽量放在三峡地区。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1985年后，国内外又出现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小平同志在1986年人大会议期间对香港中报集团董事长傅朝枢先生说明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说明对提出的各种问题都要进行研究。 　　1986年5月，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对此，我的理解是，如果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将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这样政治问题就更大了。于是，各有关部门又继续组织论证，重新编制可行性报告，并组织各方面人士到现场考察，实地进行调查研究。 　　1986年4月，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带队实地考察长江三峡库区。 　　邓小平的三峡之行，为时虽然短暂，但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影响十分深远。

林彪“小舰队”成员近况

; 林彪的“小舰队”经由空军宣判的12人中，大部分服刑期满，由地方发给生活费，并按规定都交地方公安机关执行。 　　在改革开放后，趁早“下海”的李伟信，现在生活很不错。看来林立果选的这位“外贸部长”还真是有经商头脑。据说郑兴和也是“下海”经商去了。许秀绪住在亚运村，因为曾经是技术干部出身，释放后自谋生路，搞起了电器维修，与妻子复了婚，家中很早就安上了空调。 　　朱铁铮的女儿大学结业后去了美国，不知他现在是否也在异国他乡。 　　陈伦和是宣判后惟一一个申诉过的罪犯，最高人民法院经核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来作为“小舰队”代表理应进入“两案”10名主犯行列的王飞，是原空军副参谋长，当年林立果到空军时他还是空司办公室主任。从吹捧林立果到参与“两谋”，他比后来定为主犯的江腾蛟掺和的事情要多，像部署南逃另立中央的会议就是他按林立果的旨意一手搞的。王飞在空军民愤最大，原本是无可争议的“舰队”代表，理应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受审的，可是他在1974年就开始大喊大叫，说是患精神病。正因为如此，才改由江腾蛟代表“小舰队”做主犯出庭受审。20年过去了，王飞因精神病在保外就医，实际上很快就治愈了。由于已过追诉期，总政报经江泽民主席批准签发意见交由空军安置。今天的王飞在北京某处的一个研究所分了三居室一套住房，在空军总医院治病，三个儿子都在北京事业有成。 　　江腾蛟成了臭名远扬的主犯，“名气大”，比王飞安排得好。据说某市体委给了一套房子，他过得很安逸。 　　审判结束后，也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还有一个上了“57l工程”纪要的人没处理。审判林彪、江青“两案”10名主犯的消息，媒体广为宣传报道之后，送住各地农场监督劳动的人纷纷提请申诉，要求重新审理，李松亭便是其中的一个。 　　“九·一三事件”之后，一批中央直管的收审人员，被秘密押送到了山西，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李松亭。李并不是什么大人物，说他大名鼎鼎，是因为他在《“571工程”纪要》上留下姓名。 　　在劳改农场看了报纸后，李松亭连连向上级机关申诉说自己是冤枉的，无缘无故被关了将近10年，实在不知为了什么。山西省公安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中央送过来的，当时任副主席的汪东兴批“送山西监狱农场劳动改造”，其他材料一页没有。山西省公安厅的人只知道此人问题严重，不许问，不让死，劳动改造就行。后来这个李松亭闹得更厉害了，干脆绝食。山西省公安厅没办法了，上报公安部，公安部报经中央批准交给总政，总政只好将连他在内的25人送交原单位重新复查。 　　李松亭原来是上海空四军气象处处长，“文化大革命”时，王维国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检法工作，派他担任上海市警卫处处长，负责上海市首长及中央首长抵沪的安全警卫工作。 　　当年，林立果就是在警卫处所管的小楼上与“小舰队”成员密谋拟订了《“571工程”纪要》的。王维国布置李松亭，对林立果的招待要“最热情、最周到”。王维国知道林立果爱吃螃蟹，而林立果到上海时已是3月，吃本地螃蟹不合时令，于是李松亭想办法去苏北搞来螃蟹，林立果吃得很是称心满意，赞扬李松亭这个人好，认为他可靠。由于他们知道李松亭是能接近毛泽东、张春桥的警卫处长，所以在起草《“571工程”纪要》时来了一句“让李松亭去干”。实际李松亭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一个老实本分的干部，对毛泽东同样有深厚的感情。可怜的李松亭从此倒了大霉，“九·一三事件”后在上海主管清查的王洪文对他咬住不放，极尽逼供之能事。但李松亭是个认死理的人，他确实对林立果一伙人干了什么一无所知，更不知道“571”是个什么东西，他能详细提供的供词就是林立果他们吃了什么、住得如何。王洪文折腾了一阵儿一无所获，李松亭就这么糊里糊涂被关进了监狱，以后又由汪东兴批示送山西劳改农场监督劳动。 　　李松亭经复查无罪释放了。 　　据高德明讲，目前刑满释放在社会上和仍由部队管辖的原“小舰队”人员的表现也分三种：一种是已走出历史阴影，已经自食其力，真正开始正常生活的；一种是静观的；还有一种则是相互串联，企图伺机翻案的。为此，他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他尤其提醒媒体要注意，千万别听一些当事人的片面之辞。人们的观点在变化，但那些历史案卷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