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为何不与孙中山合葬

; 在南京中山陵园环绕中山陵的附葬诸墓中，廖仲恺与其夫人何香凝的合葬墓，面积不大，但风格卓异，引人遐思。 　　廖仲恺遇刺中弹身亡于1925年8月20日。47年之后，1972年9月1日，他的夫人何香凝病逝于北京。依照她“生同寝，死同穴”的遗愿，灵柩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合葬。 　　何香凝逝世9年之后，宋庆龄病逝于北京。她的遗体火化的第二天，骨灰就用专机运往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 　　宋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出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廖承志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解释说： 　　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1949年，当“政治弥留”之际的国民党当权派出于一望即知的目的，竭力宣扬孙中山早已与之离婚的前夫人卢慕贞才是惟一的、真正的孙夫人时，传闻说宋庆龄表示：“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宋庆龄传记的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分析说：“这可能是最早透露出她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使她在病危时提出要同她父母葬在一处的要求。” 　　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还是“文革”破四旧时，上海的红卫兵“砸烂”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宋庆龄传记述：“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 　　宋庆龄生命历程的最后两三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次最有希望的年代。1979年2月，她在写给一位美国人的信中说： 　　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并显示出来……最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是一大胜利。 　　在同一封信中，她对现实社会的一些制度性弊端直言不讳： 　　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任何集体的利益都必须允许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 　　也许濒危之际的宋庆龄感慨于自己的爱侣和导师的身后命运，以归葬家族墓园的至嘱，含蓄又确定无疑地表示了自己对习于造神和迷信盲从的民族性痼疾的决绝乃至警示？
　　

周世宗斥冯道

　　辽兵撤出开封的时候，后晋大将刘知远在太原称帝，率领大军南下。一路上军纪严明，受到中原百姓的支持。各地辽将听到风声，慌忙逃走。刘知远很快收复了洛阳、汴京。这年六月，刘知远定都汴京，改国号为汉。这就是后汉高祖。　　刘知远只做了十个月皇帝就死去。他的儿子后汉隐帝刘承祐即位以后，后汉内部发生动乱。汉隐帝嫌手下将领权力太大，秘密派人到邺都杀害大将郭威。激起郭威发动兵变。公元９５０年，郭威推翻了后汉，被将士拥戴为皇帝。　　第二年，郭威在汴京即位，国号周，就是后周太祖。周太祖出身贫苦，懂得民间疾苦；也读过一点书，注意重用人才，改革政治。在他的治理下，五代时期的混乱局面开始好转。　　后周建国的时候，刘知远的弟弟刘崇不服后周统治，占据太原，成为一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北汉（十国之一）。刘崇为了跟后周对抗，投靠辽朝，拜辽主为“叔皇帝”，自称“侄皇帝”，多次在辽兵帮助下进犯周朝，都被周太祖打败。　　公元９５４年，周太祖死去。他没有儿子，柴皇后有个侄儿柴荣，从小聪明能干，练得一身武艺。周太祖把他收作自己的儿子。到周太祖一死，柴荣继承皇位，这就是周世宗。　　周世宗新即位，北汉国主刘崇认为周朝局势不稳，进占中原的时机到来，就集中三万人马，又请求辽主派出一万骑兵，向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进攻。　　消息传到汴京，周世宗立刻召集大臣商量。他提出要亲自带兵抵抗。大臣们说：“陛下刚刚即位，人心容易动摇，不宜亲自出征，还是派个将军去吧！”　　周世宗说：“刘崇趁我刚遭到丧事，又欺侮我年纪轻新即位，想吞并中原。这次他亲自来，我不能不自己去对付他。”　　大臣们看周世宗的态度挺坚决，也就不作声了。只有一个老臣站出来反对，他就是太师冯道。　　冯道从后唐明宗那时候起，就当了宰相。以后，换了四个朝代，他在每个朝代的主子面前，都能随机应变，讨得新主子的欢心；辽兵占领汴京的时候，他主动朝见辽主。一些新王朝的皇帝，也乐得利用他。所以，他一直保持着宰相、太师、太傅等重要职位。　　这一回，冯道看周世宗年轻，就以老资格的身份来劝阻周世宗亲自带兵出征。　　周世宗对冯道说：“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都是自己带兵。　　我怎么能苟且偷安呢？”　　冯道冷冷地笑了一声说：“陛下能够比得上唐太宗吗？”　　周世宗看出冯道瞧不起他，激动地说：“我们有强大的兵力，要消灭刘崇，还不是像大山压鸡蛋一样容易。”　　冯道说：“不知道陛下能像一座山吗？”　　周世宗听了十分气愤，一甩袖子，就起身离开朝堂。后来，别的大臣也出来支持他，周世宗就把亲征的事决定下来。　　为了这件事，周世宗对冯道十分不满。不久，派去管修造周太祖坟墓的事。冯道碰了钉子后，闷闷不乐地死去。　　周世宗率领大军到了高平（在今山西省），跟北汉兵碰上了。双方摆开了阵势。北汉刘崇看到周军人少，骄傲起来，说：“早知道这样，我何必借契丹兵呢。这一次，我不但要打败周军，还要让契丹人看看我的厉害呢。”　　刘崇指挥北汉军猛攻周军，周军右军的将领顶不住，带领骑兵败了下来，步兵也纷纷投降。眼看情况十分危急，周世宗亲自上阵，冒着乱箭督战。他的两名将领赵匡胤（音ｙìｎ）和张永德各带领两千亲兵冲进敌阵。周军兵士看到周世宗沉着应战，也奋勇冲杀，一个抵上一百个，争先恐后地冲向敌阵。北汉兵就像山崩一样败了下来。　　后面的辽军看到北汉军失败，不敢跟周军交锋，悄悄地把兵撤走。北汉刘崇节节败退，前有追军，后无救兵，最后，只剩下一百多骑兵，狼狈不堪地逃回晋阳。　　经过高平大战，周世宗的声望大大提高：他回到汴京后着手整顿军队，减轻百姓负担，准备统一中国的战争。过了两年，他亲自征讨南唐（十国之一），攻下了长江以北十四个州。接着，他又下令北伐，带领水陆两路进军，收复北方大片失地。可惜正当他要实现统一全国的愿望的时候，却病倒了。　　公元９５９年，周世宗即位六年后死去，由年才七岁的儿子柴世训接替皇位，就是周恭帝。

《资本论》的诞生

１８４８年欧洲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巴黎，他们认真地总结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从中认识到，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这对于指导今后的工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马克思领导了工人运动，他也成了巴黎“不受欢迎的人”。１８４９年夏末，马克思第四次接到“驱逐出境”的命令，以前，普鲁士政府、比利时政府、法国政府均曾驱逐过他。为此，马克思曾愤然退出普鲁士国籍，要做一个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　　马克思在巴黎住在百合花大街４５号，这一天，几个警察奉命向他宣读了驱逐令，这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并不是因为法国不欢迎他，而是因为他此时正陷入“财政危机”，自己家的所有积蓄已全部用作革命经费，连家俱也早已变卖，仅有的一套银质餐具也送进了当铺。而且，妻子燕妮又即将分娩，此时被赶走，困难可想而知。　　但是，既然不为反动派所容，就只有另奔他国了。马克思携带全家，变卖掉所有日常用品，来到了著名的雾都伦敦。来英国之前，马克思一家是两手空空，到了伦敦，仍然是身无分文。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迫举家迁移。　　开始，他们住在伦敦安德森大街４号，每周房租６英镑，这对马克思一家来说，简直是不让他们吃饭了！因拖欠房租，房东叫来了警察，收走了马克思一家的全部东西，甚至连婴儿的摇篮、女儿的玩具也没留下。　　他们搬进了累斯顿大街的一个旅馆，租金每周５镑，不久，他们又被主人赶走。１８５０年５月，马克思搬进迪安大街４５号，不久，又因房租迁到了这条街的２８号，一家七口住在两个狭窄的小房间里。　　这年的１２月，马克思领到了一张英国博物馆的阅览证，从此，阅览室成了他的半个家，他每天从上午９点一直工作到下午８点左右，回到家里还要整理阅读材料所记录的笔记，一般情况，他都是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曾对别人说，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日８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１６小时。那么，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里都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是在认真写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煌煌巨著《资本论》。他每天所摘录的大量资料，都是在为写作《资本论》做准备的。其实，早在１８４３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了，只不过到这时，他把主要精力集中运用到了这部书上。据有人统计，在世界一流的伦敦博物馆所藏图书中，马克思阅读过的书籍有１５００多种，他所摘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１００余本！　　为了更好地完成《资本论》，他广泛收集有关各学科资料，如农艺学、工艺学、解剖学，更不用说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了。总之，只要与《资本论》有关，不管多么艰难，他也要寻找下去，研究下去。甚至连“蓝皮书”他都一本本阅读了。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专门发给议员的报告材料，因其封面为蓝色，所以叫它蓝皮书。英国议会的蓝皮书每到一定时候就会下发到议员手中，对于议员来说，此书并没有多大用处，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本又一本的废纸，在废纸堆里，经常可以见到这种小册子。　　但对于马克思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他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本质，所以，这些官方材料是弥足珍贵的。它里面记录着英国每年、每阶段的经济报告及经济政策，因此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手资料。马克思非常认真地阅读着，不时地把其中重要的资料摘录下来。　　马克思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马克思迁居到伦敦西北的肯蒂士镇，这样，离伦敦博物馆更远了。但马克思并未间断工作，他仍然没日没夜地在博物馆里工作着。饿了，啃一口干面包，渴了，喝一杯白开水，疲倦了，就站起来跳两下，然后继续工作。不管是刮风下雨，他也从未因天气问题而不到博物馆去。终于，１８６７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马克思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紧紧地捧住了这部刚刚出版的著作。　　《资本论》的出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它迎来了无产阶级的新的斗争历程。　　在这部书中，马克思通过大量事实，详细而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揭穿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秘密”，暴露了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丑恶本质，也指出了工人阶级之所以极其贫困的原因。　　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指出，干活付钱，这是错误的认识，就是说工人干活，资本家付给他钱，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不是“等价交换”，工人为资本家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自己所得的报酬，如一个工人一天劳动所得为８元钱，而他在一天之内为资本家所创造的利润远远不止８元，可能是１６元，也可能是２４元，还可能更高。这怎么能是“等价交换”呢？那么这多余的部分，即这个工人工资之外的８元或１６元或更高的数额，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无偿地剥削走了。马克思把这个“帐”算清以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手段、诀窍就给暴露出来了，这使广大工人阶级更认清了资本家的剥削方法，从而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待遇准备了充足了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断然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都是不可改变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增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隋唐墓葬区发现汉墓

; 西安遍地都是文物，但是区域性却很强，北郊经常发现汉代的珍贵文物，而南郊更是以隋唐墓葬为主。但是昨日，在长安区黄良乡黄良变电站旁边的庄稼地里，两名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座2000年前的汉代墓葬。　　据介绍，这两名工人是在这里挖输送电力的高压线路的电杆坑槽，按标准每个坑槽的深度都在3.2米。当挖到这一口时，在地下接近3米处，突然发现脚下的土很松软，紧接着其中一个工人摔进了墓穴里。“墓室大约有4米长，宽度不确切。我们在里面发现了一些陶罐的碎片和一个完整的陶罐，想这可能是古代的墓，就停下来打了110。”现场施工的一名工人指着坑沿上的一些陶质碎片和一个陶罐告诉记者。随后有关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对该墓葬采取了简单的保护措施。　　从3米深的坑底可以看到墓穴的一部分。坑沿上一些碎陶片随意地堆放着，基本都是灰陶，有的上面文有红色花纹，一个灰色的陶罐非常完整。陕西省考古所的工作人员对该墓葬进行了初步鉴定，推断为汉代墓葬。　　省考古所商周研究室主任张天恩告诉记者，该地区曾经是汉朝上林苑的遗址，该墓葬的发现对了解汉朝时当地居民在这里的活动状况以及汉代历史具有一定价值。张天恩表示将在协调好各方关系后由相关文物部门对该墓葬进行进一步的发掘和清理。

新经济政策

一个美国青年来到克里姆林宫前，路上的人们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他。很快人们就得知他就是受列宁热情邀请而来的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　　当时２３岁的哈默已是在哥伦比亚医学院就读的、独一无二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１９２１年６月，他克服种种困难来到苏俄，原本想帮助医治当时流行的斑疹伤寒，但大规模的饥荒所引起的灾难却使他大为震惊。他立刻用１００万美元购买了１００万普特小麦，用船运到苏俄销售。　　列宁知道这件事后，热情邀请哈默前来。在办公室里，列宁用英语和哈默交谈着，他问起哈默在苏俄旅行的印象。哈默告诉他说自己刚在饥荒地区和乌拉尔地区呆了一个月。列宁听到这里，脸色露出忧郁的神情，缓慢地说：“是的，饥荒。我听说你本来想做些医务救济工作，当然这种工作很需要，不过，我们最需要的是美国商人，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列宁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本《科学的美国人》杂志，一边翻，一边说：“瞧！这是你们人民做出的成绩。这就是进步的含义，高楼大厦，发明，发展机械来代替人的双手。”他放下杂志，“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资源丰富而未经开发。你们和我们可以取长补短。美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料和销售机器的市场，以后还可以在这里推销工业产品，而我们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以及美国的工程技术人员。”　　哈默谈起访问乌拉尔区的印象，认为俄国的物资人力都很充足，许多工厂的状况比他预计的要好。列宁点点头。“不错，内战使一切陷于停顿，现在我们必须从头做起。我们刚刚制定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要求重新发掘我们的经济潜能。我们希望建立一种给外国人的工商业承租权的制度，来加速我们的经济发展。它将为你提供很好的机会。”　　哈默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列宁谈新经济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惊恐万分，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法、美、日各国以及德国，都派出军队入侵苏俄，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国内的反动势力也纷纷叛乱，企图一举颠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带领着人民，经过近３年的浴血奋斗，到１９２０年１０月，终于打败了国内外的武装，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但是，新的政权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治理战争留下的巨大创伤。饥荒成为广大农村地区的灾难，农民迫切需要苏维埃政府经济上帮助他们，要求城市供给他们布匹、靴子、钉子、犁和其他工业品，要求改善生活。而连年的战祸同样使工业衰败不堪，千百个工厂处于半毁坏状态，多数设备破旧得如同废钢烂铁；铁路运输几乎停顿，几百座铁路桥被炸毁，几千公里长的铁轨报废，大部分机车和车厢已经超期限使用；一部分工人失业，跑到了农村。　　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还在暗地里组织匪帮和富农暴动，时刻准备进行颠覆活动。　　面对严峻的形势，列宁认识到，党和政府必须来个重大转变。斗争的重心要逐渐转到经济方面，在改进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必须把机器和货物供应到农村，从经济上加强工农联盟；在国家电气化的基础上恢复工业。　　１９２１年３月，布尔什维克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征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商自由贸易，并且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还准备把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等等。　　尽管这些政策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它明显对恢复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　　哈默从同列宁的谈话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不久后，哈默就成了第一个在苏俄经营租赁企业的美国人。他还劝说坚决反共的大资本家亨利.福特到俄国开办企业，经销汽车和拖拉机，于是其他一些公司也蜂拥而来。后来，福特还在俄国修建了一个汽车厂。虽然福特一向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敌，但对这笔生意却颇为满意。因为苏维埃政府的新经济政策，保证了外国商人有利可图，有钱可赚，也使苏俄冲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　　新经济政策使苏维埃国家的经济顺利恢复起来，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１９２２年１２月，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制定了第一部宪法。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

三峡工程是政治问题

; 在葛洲坝工程局和宜昌市大事记里，都记载着这样一段历史：1980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和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禄等陪同下实地考察三峡。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乘“东方红32号”轮从重庆出发，顺江而下。 　　一路上，陪同他此行的人们时而指点两岸的高山峻岭、名胜古迹和城邑村落，时而讲解一个个暗礁险滩的成因与沧桑。邓小平边听边看边想，萦绕他心际的是关系子孙后代幸福的一件大事——三峡工程。 　　要不要修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十分关心这个问题。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他倾向于兴修这项举世瞩目的大工程，但他一直没有能亲自进行实地考察。 　　邓小平尽管在北京多次听到了各方面专家和有关负责人的论证和意见，但他认为事关重大，做出决策要慎重，要对11亿中国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这位注重调查研究和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民领袖决定亲自看看三峡。 　　邓小平一上船就关切地问陪同考察的老水利专家魏廷铮：“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t” 　　魏廷铮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江水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 　　魏廷铮还举了丹江口水库为例，说：“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年过水量为380亿立方米，而水库库容为年过水量的50%，因而水库蓄水后水体交换时间较长。即使如此，经水库下泄的水温较建库前变化也不大，汉江中下游的水稻、棉花都长得很好，对渔业影响并不大。”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说，长江中下游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 　　航行途中，魏廷铮及两省领导人围绕着三峡工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魏廷铮首先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具有巨大的综合利用效益，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效益是对长江中下游防洪的控制作用。他还列举了历史上长江中下游地区几次大的洪水灾害，说明建坝的必要性，建议早建快建三峡工程，不能再延误时机铸成大错。魏廷铮讲完后，陈丕显、鲁大东等领导人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此，邓小平耐心地听，没有表态。他只是风趣地说：“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船行到万县时，万县地委领导到船上来看望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指着魏廷铮说：“你是要建三峡工程的。”他又指着万县地委书记说：“你是不赞成的，你们要统一认识。” 　　船行至瞿塘峡进口处时，小平同志见两岸山势险峻，江面很窄，就问魏廷铮：“为什么三峡水库的坝址不选在这里，而要选在下游呢t这里筑坝的地形很好嘛！” 　　魏廷铮回答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水电站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很难布置。同时，全长200千米的三峡河段落差比较集中。是三峡水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丢掉了这一段，防洪和发电效益将大为降低。 　　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与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方面的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做了了解，特别是与葛洲坝工程的对比询问得更为详细。他还特别问到，三峡工程会不会出现黄河三门峡工程出现过的泥沙淤积问题。 　　船到西陵峡三斗坪附近，邓小平要求减速，他要仔细看看拟议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中堡岛。船舷旁，邓小平一边听魏廷铮的介绍，一边拿着望远镜认真观察这被人介绍过多次的神奇小岛。 　　看完中堡岛，邓小平又认真地察看了离中堡岛200余米的南岸三斗坪和离岛1000余米的乐天溪，并询问了有关情况。 　　12日下午3时，船到正紧张施工的葛洲坝，邓小平走出船舱。 　　在陈丕显、廉荣禄的陪同下，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正在紧张施工的葛洲坝一期工程的2号船闸、二江电站厂房安装现场、三江防淤堤。在2号船闸下游闸首，当廉荣禄汇报大江截流后对船闸的要求时，邓小平问：“是今年年底截流吧t” 　　廉荣禄说：“这是我们的心愿！” 　　邓小平笑着说：“好啊！”看完船闸他又说，“这船闸大啊！1920年，我在法国时人家就修了船闸，那时巴黎地下铁路也修了。” 　　在二江电厂，邓小平问：“发这么多电，要多少煤t” 　　魏廷铮说：“折合700万吨标准煤。” 　　随着阵阵机器声，邓小平来到大江截流基地，只见30多吨的大型载重汽车来回穿梭作业，将满车的石块从南津关等地运来。 　　截流的“重型武器”——15至25吨重的金字塔似的混凝土四面体，整齐地排在大江两岸，形成两个方阵，待命动用。大江截流非同凡响，必须充分准备。邓小平望着那堆积如山的石块和波浪翻滚的长江，问廉荣禄：“截流用什么方法t”廉荣禄答：“从两岸同时向江中抛投石块、石渣填筑料，最后关键时刻动用‘重型武器’截流四面体。” 　　“这么个大江，要把它截住可不容易呀。”邓小平关切地说道。 　　廉荣禄说：“我们全局上下，万众一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视察了葛洲坝工程后，小平同志又乘船来到江陵市。他对荆江两岸1500万人口、2300万亩良田处于荆江洪水的严重威胁之下十分关注。他指出，洪水淹到哪里，哪个地方就要倒霉，人民就要遭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除这种威胁。他对三峡水库调节长江洪水的功效、对两岸分洪区的安全措施都十分关心。他对随行的有关负责人说，长江两岸的防洪问题要十分重视，一点也不能马虎。 　　天色朦胧时，邓小平又登上了“东方红32号”轮，继续顺长江东下，向武汉驶去。 　　江城武汉，这里是邓小平这次三峡行的最后一站。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专门研究三峡工程。会上，邓小平再次听取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在实地考察并听取多方面意见后，邓小平认为，航运上问题不大，生态变化问题也不大，而防洪作用很大，发电效益很大。他说：“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这是一个重要的表态。 　　于是，论证三峡工程的步伐加紧、加快了，兴建这个大工程的研讨继续深入。 　　1980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国家建委负责组织水利、电力等专家对三峡建设进行论证。 　　不久，万里同志率领有关部委领导来到三峡工地考察，他说，是小平同志决定了，他才到工地上来的。同年11月，姚依林同志也来到工地上考察，对三峡工程列入计划的问题做了详细调查研究。1981年底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上报了《三峡水利枢纽论证报告》。1983年3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完成了《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 　　1984年，国务院又成立了以李鹏同志为首的三峡工程筹建领导小组，着手进行筹建工作。 　　在这期间，小平同志又多次向姚依林、宋平同志指示，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定要加强重点骨干工程建设，尤其是能源、交通、农业、原材料等行业，不要重复搞效益不大的加工项目，并指出要抓紧进行三峡工程的准备。他说，搞建设也和搞改革一样，要有一点闯劲，要立即抓紧修路等准备工程，国家建设项目能放在三峡地区的尽量放在三峡地区。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1985年后，国内外又出现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小平同志在1986年人大会议期间对香港中报集团董事长傅朝枢先生说明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说明对提出的各种问题都要进行研究。 　　1986年5月，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对此，我的理解是，如果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将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这样政治问题就更大了。于是，各有关部门又继续组织论证，重新编制可行性报告，并组织各方面人士到现场考察，实地进行调查研究。 　　1986年4月，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带队实地考察长江三峡库区。 　　邓小平的三峡之行，为时虽然短暂，但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影响十分深远。

林彪“小舰队”成员近况

; 林彪的“小舰队”经由空军宣判的12人中，大部分服刑期满，由地方发给生活费，并按规定都交地方公安机关执行。 　　在改革开放后，趁早“下海”的李伟信，现在生活很不错。看来林立果选的这位“外贸部长”还真是有经商头脑。据说郑兴和也是“下海”经商去了。许秀绪住在亚运村，因为曾经是技术干部出身，释放后自谋生路，搞起了电器维修，与妻子复了婚，家中很早就安上了空调。 　　朱铁铮的女儿大学结业后去了美国，不知他现在是否也在异国他乡。 　　陈伦和是宣判后惟一一个申诉过的罪犯，最高人民法院经核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来作为“小舰队”代表理应进入“两案”10名主犯行列的王飞，是原空军副参谋长，当年林立果到空军时他还是空司办公室主任。从吹捧林立果到参与“两谋”，他比后来定为主犯的江腾蛟掺和的事情要多，像部署南逃另立中央的会议就是他按林立果的旨意一手搞的。王飞在空军民愤最大，原本是无可争议的“舰队”代表，理应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受审的，可是他在1974年就开始大喊大叫，说是患精神病。正因为如此，才改由江腾蛟代表“小舰队”做主犯出庭受审。20年过去了，王飞因精神病在保外就医，实际上很快就治愈了。由于已过追诉期，总政报经江泽民主席批准签发意见交由空军安置。今天的王飞在北京某处的一个研究所分了三居室一套住房，在空军总医院治病，三个儿子都在北京事业有成。 　　江腾蛟成了臭名远扬的主犯，“名气大”，比王飞安排得好。据说某市体委给了一套房子，他过得很安逸。 　　审判结束后，也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还有一个上了“57l工程”纪要的人没处理。审判林彪、江青“两案”10名主犯的消息，媒体广为宣传报道之后，送住各地农场监督劳动的人纷纷提请申诉，要求重新审理，李松亭便是其中的一个。 　　“九·一三事件”之后，一批中央直管的收审人员，被秘密押送到了山西，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李松亭。李并不是什么大人物，说他大名鼎鼎，是因为他在《“571工程”纪要》上留下姓名。 　　在劳改农场看了报纸后，李松亭连连向上级机关申诉说自己是冤枉的，无缘无故被关了将近10年，实在不知为了什么。山西省公安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中央送过来的，当时任副主席的汪东兴批“送山西监狱农场劳动改造”，其他材料一页没有。山西省公安厅的人只知道此人问题严重，不许问，不让死，劳动改造就行。后来这个李松亭闹得更厉害了，干脆绝食。山西省公安厅没办法了，上报公安部，公安部报经中央批准交给总政，总政只好将连他在内的25人送交原单位重新复查。 　　李松亭原来是上海空四军气象处处长，“文化大革命”时，王维国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检法工作，派他担任上海市警卫处处长，负责上海市首长及中央首长抵沪的安全警卫工作。 　　当年，林立果就是在警卫处所管的小楼上与“小舰队”成员密谋拟订了《“571工程”纪要》的。王维国布置李松亭，对林立果的招待要“最热情、最周到”。王维国知道林立果爱吃螃蟹，而林立果到上海时已是3月，吃本地螃蟹不合时令，于是李松亭想办法去苏北搞来螃蟹，林立果吃得很是称心满意，赞扬李松亭这个人好，认为他可靠。由于他们知道李松亭是能接近毛泽东、张春桥的警卫处长，所以在起草《“571工程”纪要》时来了一句“让李松亭去干”。实际李松亭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一个老实本分的干部，对毛泽东同样有深厚的感情。可怜的李松亭从此倒了大霉，“九·一三事件”后在上海主管清查的王洪文对他咬住不放，极尽逼供之能事。但李松亭是个认死理的人，他确实对林立果一伙人干了什么一无所知，更不知道“571”是个什么东西，他能详细提供的供词就是林立果他们吃了什么、住得如何。王洪文折腾了一阵儿一无所获，李松亭就这么糊里糊涂被关进了监狱，以后又由汪东兴批示送山西劳改农场监督劳动。 　　李松亭经复查无罪释放了。 　　据高德明讲，目前刑满释放在社会上和仍由部队管辖的原“小舰队”人员的表现也分三种：一种是已走出历史阴影，已经自食其力，真正开始正常生活的；一种是静观的；还有一种则是相互串联，企图伺机翻案的。为此，他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他尤其提醒媒体要注意，千万别听一些当事人的片面之辞。人们的观点在变化，但那些历史案卷还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

; 提起李大钊，人们首先想起的也许是：一位共产党早期领袖，一位为其所信仰的主义献身的烈士，还会想起他手书的那副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正是他一生业绩的写照。;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几个人物，之所以至今仍被人们怀念，就因为他们有主义，有理想，有勇气，有责任感，至少是有学问，他们都应时代的需要产生———那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都是立体的人，丰富的个性存在，无论大小轻重，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往往有一个悖论：同时代人离他太近，虽与他接触多，但因为各种原因反而不能公正评价；后世人虽可能较为客观，但缺乏实际接触，又免不了有些隔膜。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有了这两方面的条件：既可以看他的生平材料和同时代人的回忆文字，也可以用历史的眼光评价他一生的业绩。; “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个大家中，鲁迅后来名声更显著一些。恰好，因为最近文坛上有人批评鲁迅性格多疑，待人刻薄，树敌甚多，我就又把鲁迅回忆和评价他人的文章找出来看了一遍。里面就有一篇写李大钊的。; 我对鲁迅这类文字印象比较深的一处，是他对新文化运动两位主帅陈独秀和胡适的比较。他说，如果把韬略比作一间仓库，陈是在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可是门却开着，里面多少把刀枪一目了然；而胡则大门紧闭，门上粘一个小纸条，写着：“内无武器，请勿疑虑。”一个率直，一个有城府，性格跃然纸上。又如，说刘半农，承认他比较地浅，但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如果一条溪里装的是烂泥，当然一时就看不出深浅来，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倒不如浅一点的好。鲁迅颂扬早期的刘半农，而不满于他晚年的状态。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是评论人事的回忆文字的典范。鲁迅对《新青年》同仁们的评价自然不一定每篇都准确无误，但很值得我们参考。; 李大钊给鲁迅的印象是：诚实，谦和，儒雅和朴质。但鲁迅在给李大钊的遗文写的序言中，却回避了对其文章做直接的评价，说：“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鲁迅指出，虽然他的理论在过一段时间后看来未必精当，但“他的遗文却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这评价使我有了这样的联想：李大钊的历史贡献可以同章太炎相比拟。; 如果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那么，李大钊就是一方面的大将，正如同鲁迅是文学方面的大将（或者说旗手），李大钊是理论思想方面的播火者。他后来和陈独秀一起（南陈北李）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理论家。这有点类似于孙中山和章太炎对国民革命的贡献。须知文学革命只是新文化运动的引子，思想革命才是它的指归。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致力于思想革命，其著作中政论最为有名，《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等，介绍西方进步思想，鼓舞了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他其实是很有文采的，那篇著名的《青春》文采华赡而富于激情，高唱“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读起来令人回肠荡气。他也写了不少诗文。但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没有像鲁迅那样继续发展，而是忙于政论文的写作和实际的斗争了。; 鲁迅评价章太炎，特别推崇其革命精神。对编其文集时把以前见于报刊的斗争文字删除，表示不满，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 对李大钊其人其文也应作如是观。

北魏的分裂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曾经两次调动大军攻打南齐。由于南齐军民的抵抗，没有胜利。公元４９９年，南齐派兵攻打北魏。魏孝文帝带病抵抗，打退了齐兵。不久，孝文帝也病死了。　　魏孝文帝死后，魏宣武帝元恪继位，北魏又开始衰落。到了魏孝明帝即位，因为年纪太小，由他母亲胡太后临朝。胡太后是个专横奢侈的人。她相信佛教，认为佛法能减轻她的罪过。她在皇宫旁边造起一座气势宏伟的永宁寺。寺里供奉的佛像有用金子塑的，也有用白玉雕的，高的一座有一丈八尺。寺的旁边又建造了一座九十丈高的九层宝塔。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风吹动塔上的铃，发出的声音，十里以外都听得到。寺里有一千间僧房，都用珠玉锦绣装饰，叫人看了眼花缭乱。据说从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像这样华丽的寺院，还从来没有过。　　北魏的统治者，还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在建都洛阳之前，他们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左云冈（在今山西大同市武周山）开凿大批石窟，有大小佛像十万尊以上。从宣武帝到胡太后，又在洛阳伊阙的龙门山开凿石窟，建造佛龛（音ｋāｎ）。前前后后开凿了二十四年，花了八十多万人工。这些石窟和佛像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高度的雕塑艺术水平，但它也大大加重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负担。　　由于北魏以前几代国力强盛，统治阶级搜刮了不少财富，有一次，胡太后偶然到库房去看，发现那里积累的绫罗绸缎多得用不完。就想出一个主意，下命令叫贵族大臣都到库房里来，把绫罗赏赐给他们。她规定各人凭自己的力气，拿得动多少就拿多少。这批贵族大臣是些贪得无厌的家伙，吵吵嚷嚷地都想多拿一些。可是，他们平时养尊处优，哪里拿得动许多绢匹。尚书令李崇，章武王元融两个人各背了一叠绢，累得汗流浃背，刚迈开两步，就连人带绢跌倒在地上。李崇伤了腰，元融别了腿胫，都躺在地上哼哼唧唧叫疼。　　胡太后看了，派人把他们两人背上的绢匹全夺了下来。两个大臣偷鸡不着蚀把米，一个揉着腰眼，一个拐着腿，一步一拐空手出了宫门。宫里宫外的人看见了，都笑得前俯后仰。　　有胡太后带头，下面的贵族豪门，也互相比阔气。　　西晋时代不是有大富豪石崇吗？北魏的河间王元琛（音ｃｈēｎ），也要学石崇的样儿。他特地邀请贵族、大臣到他家宴会，宴席上用的食器，有水晶杯，玛瑙碗，都精巧华丽得出奇。元琛还请大家参观他的堆满金银绸缎的仓库。后来大家到他家的马厩一看，发现喂马的食槽也是用银子打的。　　元琛一面领着大家看，一面对章武王元融说：“大家都说晋朝的石崇富。我不恨自己见不到石崇，只可惜石崇没有见到我。”　　元融从元琛家里回来，觉得自己比不上元琛家富，懊恼得三天没有起床。　　北魏的皇室贵族这样穷奢极侈，当然得向百姓穷凶极恶地搜刮。人民忍受不住，终于起来反抗了。　　那时候，北魏在北方边境设立了六个镇，派了将士防守。公元５２３年，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的匈奴人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是姓）首先带领兵士杀死镇将，发动起义。其他五个镇的兵士也纷纷响应。反对北魏的起义势力越来越大。由于北魏勾结北方的柔然族人共同镇压，六镇兵士的起义失贩了。　　北魏政府为了防止六镇兵民的反抗，把起义失败的六镇兵士二十多万人都押送到冀州、定州、瀛州（治所都在今河北）。这些兵士哪里肯受魏朝的奴役，在冀州，又燃烧起起义的火焰。鲜卑族的葛荣率领起义军，进攻瀛州。北魏政府派章武王元融为大司马，广阳王元深（中元琛是两个人）为大都督，发动大军镇压。　　那些只知吃喝玩乐的贵族哪里会打仗。葛荣起义军到了博野镇（今河北省中部），就派出一支轻骑兵偷袭元融的大营。元融没有防备，被起义军杀了。元深听到元融被杀，退到定州，也被葛荣的骑兵俘虏了。　　葛荣把各路起义兵士都合在一起，号称百万，准备向洛阳进军，声势浩大。这时候，秀容（在今山西省）有个部落酋长尔朱荣，手下有八千强悍的骑兵，专门和农民军作对。北魏孝明帝就利用尔朱荣的兵力来对付葛荣。　　葛荣认为尔朱荣人马少，容易对付。他把兵士在几十里的阵地上散开，准备围捕尔朱荣。想不到尔朱荣把兵埋伏在山谷里，发动精兵突击，把葛荣的兵士冲散，再前后夹击。起义军遭到失败，葛荣本人也被杀害了。　　葛荣起义失败后，北魏内部也发生大乱。尔朱荣和胡太后、孝明帝在内乱中互相残杀。最后北魏的实权，落在两员大将高欢和宇文泰手里。公元５３４年，北魏的孝武帝逃到长安投靠宇文泰。第二年，宇文泰杀了孝武帝，另立文帝；高欢另立魏孝静帝，迁都邺城。从那时候起，北魏就分裂成两个朝廷。历史上把建都在长安的叫西魏，建都在邺城的叫东魏。

毛岸英牺牲真相

; 2004年5月10日《老年文摘》刊登一篇《美军差点绑架毛岸英》的文章。内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后，美军和韩军特工策划了一个“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计划”，“毛岸英与美军特工浴血奋战”等等。文末注(据人民日报)。在此之前的《国防知识报》2004年3月31日的《史海钩沉》栏目中，刊登郑德坤撰写的《绑架毛岸英阴谋破灭记》，以及《党史信息报》1999年2月24日(月末版)用半个版面刊登许文龙撰写的《一份记录阴谋绑架毛岸英的真实报告》，注明是“真实记录”。文末声称：“作者曾采访过毛岸英的生前战友，现经国家山版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事科学院审批”。　　这3篇文章内容基本相同，都对史事描述得神乎其神，并声称经过“采访和审批”。但是，我们这些曾和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战友，看到这些文章都感到十分惊讶。对这些文章的内容提出质疑。　　麦克阿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与毛岸英的行踪　　郑德坤等人文章中说：“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获悉毛岸英在彭德怀司令员手下当参谋，于是拟定了一个‘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计划。”“1950年11月24日，麦克阿瑟的助手惠特尼送给他一份电报，这是莱特森上尉发来询问绑架中共领袖之子毛岸英的行动何时开始。”麦说：“这个行动很不错。”接着就是在这天夜里发生了所谓毛岸英遇敌浴血奋战的故事。　　我(王天成)当时是志愿军总部敌情研究参谋，主管美军情况；停战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经验总结，参加整理全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敌情通报、电报、档案以及我志愿军的电函；并在志愿军总部侦察部队工作过。1958年回国后，我一直从事军史研究，特别是美军史研究，还参加了美国出版的权威史书《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等的译校。1980年根据浦安修同志的指示，我与杨凤安为编写《北纬三十八度线——彭德怀与朝鲜战争》一书(已出版)，又重新查阅了中、美、苏、韩等国史料、档案、电文，也没有发现记载此奇闻大事的材料。志愿军总部的许多老同志，包括时任志愿军副司令的洪学智、首任志司作战处副处长杨迪、首任情报处副处长李世奇、作战处科长孟昭辉、时任参谋赵南起、龚杰、田胜、苗杰、成德益、翻译宋保华等，经互相沟通与交流，都对毛岸英殉难的事记忆犹新，但没人知道有些骇人听闻的所谓绑架事件。　　当时志愿军的组织及行动是非常保密的。10月初，为志愿军出国前后的宣传报导问题，彭德怀向毛主席建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10月19日志愿军出发的当天，毛泽东主席电示：“志愿军决定于本日出动，”“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为此，志愿军建立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彭总规定各部队要控制电台，封锁消息，严密伪装，夜行晓宿，避开大路，隐蔽向指定作战地区开进。彭总还严格要求各级组织、成员对志愿军入朝的一切行动，连亲人都不准告诉。毛岸英入朝更在保密范围之内。　　正是由于我军严守秘密的成功，1950年10月19日晚我26万大军突然进入朝鲜战场，犹如兵从天降，完全出乎敌之意料，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歼敌1.5万余人。这时麦克阿瑟调动一切情报机关想查明我军实情，仍以为我是象征性的出兵，不过5—6万人，也不是什么正规部队。于是麦克阿瑟又狂妄叫嚣继续北进，发动最后攻势，统一朝鲜，答应士兵可以回家过圣诞节。直到我军推进到接近三八线，麦克阿瑟的头脑才清醒过来，才知道他的对手、统帅志愿军的是彭德怀。　　美国出版的史书也证明此事。1950年，麦克阿瑟“在11月24日由东京飞往朝鲜，发出‘开始’向鸭绿江进攻的信号。他当时断言，‘中国人现在没有参战’，战争‘在两星期内结束。’”([美]马修·邦克·李奇微著《朝鲜战争》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当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3天后，麦克阿瑟才断定，“1月27日，赤色司令林彪将军使他的全部军队跨过鸭绿江，投入战争。”([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著：《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79页。)从实际情况看，当麦克阿瑟既不知道中国派兵参战，又搞不清楚志愿军的统帅是谁之前，怎么会知道彭德怀与毛岸英的行踪?怎么会作出“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事呢?　　毛岸英根本未曾“查哨遇敌”展开“激战”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回忆说，1950年10月4日，彭总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主持研究大西北经济建设的规划会议，突然被紧急召进北京。10月8日，彭总电话通知，让我急速赴京。我到京后彭总已离京去沈阳、安东(今丹东)，军委办公厅就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关防(印章)交待给我，并安排我乘机到沈阳。14日在沈阳和平街l号交际处，我同彭总见了面。随从彭总先期到达的有：张养吾、毛岸英、总参谋部的成普、徐西元、龚杰与警卫员郭洪光等。我们组成了彭总临时办公室。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忙于彭总出国作战前的准备。　　10月9日黄昏，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彭总因急于了解情况并与金日成首相会见，就带我和两名警卫员乘一辆吉普车随先头部队进入朝鲜。毛岸英和彭总办公室的其他成员则随十三兵团司令部一起入朝。10月24日，彭总与十三兵团首长及司令部会合，组成志愿军总部。彭总的临时办公室即改为志愿军司令部首长办公室。主任张养吾(11月19日回国)，副主任杨凤安、参谋徐西元、龚杰、高瑞欣(11月18日到朝鲜)，秘书毛岸英(俄语翻译)。志愿军总部作战处副处长成普长住办公室负责作战事宜，还有保卫、警卫人员。办公室组成党支部，选举杨凤安为支部书记，毛岸英为党小组长。　　彭总对我们办公室的人员很体贴，特别是对岸英同志更为关心。彭总与岸英和我们办公室的人员在一个办公室，白天在一起办公，晚上彭总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休息，杨凤安和毛岸英等在地铺上睡觉。白天夜晚参谋人员轮流值班。岸英同志平易近人，办公室的成员对他也很尊重，除俄语翻译外，办公室未分配他作战值班任务，但岸英同志积极主动地参与办公室的各项工作。　　11月7日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金日成首相与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到志愿军总部大榆洞与彭总会晤，岸英同志首次承担翻译工作。他用流利的俄语向拉佐瓦耶夫翻译了彭总介绍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情况及发动第二次战役的计划。会谈结束后，当夜岸英即在办公室蜡烛下整理会谈翻译记录。　　原志愿军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1950年11月13日志司开作战会议时，有位年轻的翻译也参加了讨论。会议开完后，我问作战处丁甘如处长，他是什么人?丁说不能告诉我，这是纪律。杨迪同志说连他这个作战处副处长都不能知道毛岸英在彭总办公室做翻译工作，敌人怎么会知道呢?　　志愿军总部戒备严密，敌特人员很难潜入到总部附近。志愿军首长都有随身警卫员2—3人，还有保卫干事和一个内卫排专门负责保卫彭总和其他首长的安全。这些警卫工作统由杨凤安负责。另外还有一个警卫团，负责总部的警卫，昼夜在首长住地站岗放哨，由志司作战处杨迪副处长负责。毛岸英没有查哨的任务，他的一切行动只能有彭总及邓华、洪学智与彭总办公室人员知道。按彭总指示，毛岸英只在彭总办公室附近活动。　　11月24日夜，麦克阿瑟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一夜，彭总与志司其他首长为研究敌情，掌握敌军动态，部署1月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的诸多重要事宜，非常紧张。彭总办公室的全体成员，包括毛岸英在内，忙了大半夜才休息。龚杰同志回忆：当夜他在彭总办公室值班。下半夜大家休息以后，只有他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杨凤安留在彭总办公室。毛岸英、高瑞欣二人在志愿军政治部的山洞里休息，25日9时以后才回到办公室。当时他俩还未吃早饭，可是饭已冷了，他们热了饭还未来得及吃，就遇敌空袭不幸牺牲。龚杰说：24日夜我值班到天亮，志司驻地附近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敌特活动的报告，彭总作战室不分管志司驻地警卫工作，毛岸英没去查哨，更没有听到枪战声。志司第一任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和第一任情报处副处长李世奇说，24日夜他们都在办公室。根本没有美军突击队突袭志司的事。郑德坤等文章中所谓“24日夜里，毛岸英由彭德怀的警卫小李陪同，查哨时走出距总部五公里处遇敌特工。”“美军上尉莱德森率七八名美军突击队员和南韩特工，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毛岸英他们三人。”“警卫班班长张国祥冲到敌人面前拉响手雷。自己壮烈牺牲。”“双方在激战中小李为保护毛岸英也不幸牺牲，而毛岸英也在混战中打中了莱特森，剩下的美军士兵则被前来接应的志愿军战士活捉。”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编造。　　目睹彭德怀遇险　　与毛岸英牺牲的真实情况　　1950年11月中旬，志愿军党委常委专门开会，根据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彭总的安全和志司防空的问题。会议决定，志司机关人员于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并注意防空。25日拂晓前，洪副司令员急急忙忙来到彭总作战办公室，请彭总到山腰上一个防空洞去办公。彭总倔强地说：“我不走。”洪副司令劝说不行，也不顾彭总发脾气，拉着彭总就出了门。接着洪副司令喊：“杨凤安!把彭总的办公用品(毛笔、墨盒、电报稿纸)拿来!警卫员把彭总的铺盖卷起来，和行军床一起拿到防空洞里去。”邓华副司令早已在那里等候。三人进洞后，就研究第二次战役打响的时间及打响后如何向纵深穿插和实施包围迂回等问题。过了2个多小时，彭总叫杨凤安到办公室去问前线情况。他刚一进门，敌人两架B一26轰炸机由西南向东北稍偏办公室上空飞过。杨说了声“注意防空”，随即向成普副处长、徐西元参谋询问前线情况。这时，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正在围着火炉热早饭。杨凤安问完情况准备回去向彭总报告，一开房门，看见又有敌机飞来，便喊了一声：“不好，快跑!”这时敌机凝固汽油弹已离机舱，有几十枚投在彭总办公室及其周围，乌烟冲天。成普和徐西元以及彭总的两个警卫员从火海中跑了出来，成普面部受了轻伤。毛岸英、高瑞欣未来得及跑出，不幸牺牲了。毛岸英同志牺牲时还穿着杨凤安的呢子大衣。　　当时，杨凤安急速跑到彭总身边说：“办公室的人员，除了岸英和高瑞欣同志没跑出外，其他同志都已安全脱离，看来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彭总听后顿时站立不稳，久久一言不发，尔后才喃喃地说：“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牺牲了。”说着，他走出防空洞，缓慢地来到出事现场。彭总看着烧焦的尸体，心情十分沉重，中午饭也没吃。他沉痛地说：“这事要报告毛主席他老人家。”于是，他亲自起草电话，报告了此事。　　许文龙文章说，是“成普和毛岸英连推带搡着，将彭总架到防空洞”，“毛岸英见彭德怀进了防空洞，这才松了一口气。”等等，我们目睹现场，根本没有此事。　　以事实求是为基本准则是对撰写历史作者的要求。当年在彭总身边与毛岸英、高瑞欣在彭总作战室共过事及在志愿军总部工作过的战友们一致认为，这3篇所谓“真实报告”，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作者声称的所谓“采访”和“审批”，也是值得质疑的。——这些问题需要对读者、对历史有个准确的交待。

红学研究走向异化

;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又大热！因为央视“百家讲坛”由刘心武开讲《红楼梦》，《红楼梦》成为近来在大家嘴上出现频率颇高的“关键词”；而去书店看看，各种出自名家和专家的“红学”专著亦比比皆是，让人感觉“红学”研究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 但有专家提出，当前所谓的“红楼热”是一种虚热，是塑料花装饰出来的繁荣。也有人认为，这种“红学热”已经走味，沾上了不少邪气， 《红楼梦》的研究正在逐渐走向“异化”。 ; 《红楼梦》问世至今，已赢得国内外亿万读者的欣赏和赞誉。毫无疑问，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红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但是，近年来有专家提出，“红学”已渐渐被发展成一种与原著本身无关的学术玄学与文字游戏。一些人把《红楼梦》大卸八块，然后按照各自的理解装进不同的篮子里，再拿到市场上去“卖”。 ; 比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是太监；《红楼梦》作者非曹雪芹本人，而是他的恋人；《红楼梦》中的多角恋爱关系剖析等等。此外，还有各种细化的研究，比如，《红楼梦》菜谱、服装、园林建筑、谜语……多得不胜枚举，甚至还有一本《红楼梦的性爱揭秘》的书。 ; 说繁荣也好，说异化也罢，这样的研究对于“红学”的发展以及帮助读者解读《红楼梦》究竟有益还是有害？复旦大学教授黄霖认为，“红学”研究出现这样的态势，从好的方面来讲，说明现在学术研究氛围比较宽松，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体现了“百家争鸣”。当然，其结果必然是泥沙俱下。一些人钻牛角尖，提出一些怪异的论点，出奇制胜，追求轰动效应。但从学术角度看，这些东西缺乏科学性，往往经不起推敲。这些论点确实迎合了一部分人的猎奇心理，但学术界不必对这些东西大惊小怪，它们对真正的学术研究不会有什么影响。 ; “红学”专家陈诏先生认为，现在一些“红学”研究已经脱离了《红楼梦》文本本身，一味追求新奇、怪异，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还有一些研究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没有把曹雪芹的思想以及《红楼梦》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这样就“误会”了《红楼梦》，甚至有“戏说”的成分了。这不能算学术研究，对“红学” ; 研究也毫无意义。他认为，出版界、媒体的炒作和起哄，助长了此风的蔓延和传播，恢复学术研究应有的严谨和严肃，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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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的惨败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他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这一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有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蔚州（今河北蔚县，蔚音ｙù）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　　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王振当上司礼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味追求玩乐，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朝廷大员谁敢得罪王振，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王公贵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父”。王振的权力可算顶了天了。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音ｌà）部强大起来。公元１４４９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削减了赏金和马价。也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这一来激怒了也先，也先率领瓦剌骑兵进攻大同。守大同的明将出兵抵抗，被瓦剌军打得大败。　　边境的官员向朝廷告急，明英宗慌忙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大同离开王振家乡蔚州不远，王振在蔚州有大批田产，他怕蔚州被瓦剌军侵占，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和侍郎是军事部门的正副长官）邝埜（音ｋｕàｎｇｙě，埜同野）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充分准备，不能亲征。明英宗是个没主见的人，王振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不管大臣劝谏，就冒冒失失决定亲征。　　明英宗叫他弟弟郕（音ｃｈéｎｇ）王朱祁钰（音ｙù）和于谦留守北京，自己跟王振、邝埜等官员一百多人，带领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向大同赶去。　　这次出兵，本来从没好好准备，军队纪律涣散。一路上又遇到大风暴雨，没有走几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兵士们又饿又冷，还没有碰上瓦剌兵，已经叫苦连天。到了大同附近，兵士们看到郊外的田野里，到处都横着明军兵士的尸体，更加人心惶惶。有个大臣发现士气低落，劝英宗退兵，被王振臭骂一顿，还罚跪了一天。　　过了几天，明军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剌军杀得全军覆没，各路明军纷纷溃退下来。到了这时候，王振感到情况危急，才下令退兵回北京。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但是王振却想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劝英宗到蔚州去住几天。几十万将士离开大同，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王振又转念一想，这么多的兵马到蔚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岂不要遭到损失，又匆匆忙忙下命令往回走。这样一折腾，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被瓦剌的追兵赶上了。　　明军一面抵抗，一面败退，一直退到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那时候，太阳刚刚下山，有人劝英宗趁天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今河北怀来）再休息，瓦剌军赶来，也可以坚守。可是王振却因为装运他财产的几千辆车子还没到，硬要大军在土木堡停下来。土木堡名称叫做堡，其实没有什么城堡可守。明军大队人马赶了几天路，口渴得像火烧，但是土木堡没有水源。离开土木堡十五里的地方有条河，已经被瓦剌军占领了。兵士们就地挖井，挖了两丈深，也没找到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瓦剌军赶到土木堡，把明军紧紧包围起来。明英宗知道没法突围，只好派人向也先求和。也先一打听，明英宗带的明军人数还不少，要打硬仗，自己也要遭到损失，就假装答应议和，停止进攻。　　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下命令让兵士到附近找水喝。兵士们争先恐后跳出壕沟往河边跑，乱成一团，将领们要制止也制止不了。　　这时候，早就埋伏好的瓦剌军兵士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个个抡起长刀，大声吆喝着：“投降的不杀！”　　明军兵士一听，纷纷丢盔弃甲，狂奔乱逃。瓦剌军紧紧追赶，被杀的和被乱兵踩死的，不计其数。邝埜也在混乱中被杀死。　　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一批禁军，几次想突围都没冲出去。平时作威作福的王振，这时候却吓得直发抖。禁军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贼，气愤地说：“我为天下百姓杀死你这个奸贼。”说着，抡起手里的大铁锤，朝着王振脑门一锤砸去，结果了王振的性命。樊忠自己冲向瓦剌军，拼杀了一阵，中枪倒下。　　明英宗眼看脱逃没有希望，只好跳下马来，盘着腿坐在地上等死。瓦剌兵赶上来，俘虏了明英宗。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土木之变”。　　经过这一场战斗，五十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明王朝元气大伤。瓦剌首领也先却更加骄横起来，北京也受到了瓦剌军的威胁。守卫京城的责任，就落在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的身上了。

迦梨陀娑和《沙恭达罗》

关于迦梨陀娑有种种神秘的传说，其中有一个传说流传最广。　　传说迦梨陀娑出生于印度古代一个高贵种姓婆罗门家庭。刚六个月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成了孤儿，被一个放牛的人家收养。　　长大以后，迦梨陀娑虽然容貌秀美，但很粗鲁和愚笨。后来一位高傲的公主被骗和他成亲。婚后公主发现他既没有知识，又很笨拙，就把他赶出家门。迦梨陀娑感得十分的羞辱，于是跑到森林中迦梨女神的庙中，向女神祈求聪明和智慧。迦梨陀娑诚挚的请求，深深感动了女神，女神就赐给他大智大慧，于是他变得聪明起来，和公主言归于好，还成了一个才华绝世的大诗人、大戏剧家，创作出许多优秀的剧本和诗歌，其中以戏剧《沙恭达罗》最为人称道。　　沙恭达罗在印度文言（即梵语）中是孔雀女的意思，剧本主要写国王豆扇陀和沙恭达罗悲欢离合的故事。　　一天，英俊健美、善于骑马射箭的国王豆扇陀到野外去打猎。为了追赶一只梅花鹿，他骑马追到了很远的一个净修林中。在这里，他遇见了净修林的主人干婆的养女沙恭达罗。沙恭达罗年轻美貌，象一朵刚刚绽开的茉莉花，两人一见倾心，私下成了亲。豆扇陀要回城时，指着天地发誓，沙恭达罗是和他的国家一样珍贵的宝贝，他回家后就派人来接她，并留下一只戒指做纪念。　　豆扇陀走后，沙恭达罗日夜盼望，但总也不见国王的身影，她常常因眷念国王而神思恍惚，失魂落魄般地看着国王留下的戒指，对别的一切都心不在焉，因此得罪了一位爱发脾气的仙人。仙人大怒，发出诅咒，说沙恭达罗的情人一定会把她忘掉。沙恭达罗的女友听到诅咒后，十分焦急，赶紧恳求仙人的宽恕。仙人减轻了诅咒，条件是只有国王看到他留给沙恭达罗的戒指时，才会记起他们之间的爱情。　　沙恭达罗怀孕后，她的养父派人送她到城里去和国王团聚，祝愿她为国王生个儿子作大王。在去王宫的路上，沙恭达罗不小心把国王留给她的戒指滑落到河里。　　到了王宫，豆扇陀果然不认沙恭达罗，还说沙恭达罗说谎话污蔑他的名声。送沙恭达罗来的人硬把沙恭达罗留给豆扇陀就走了，豆扇陀又不收留沙恭达罗。正当沙恭达罗走投无路的时候，天空中闪起了一道金光，把悲痛欲绝的沙恭达罗接到天上去了。　　不久，一位渔夫捉了一只红色的鲤鱼，发现鱼肚子里的刻有国王名字戒指。戒指被献给了国王。国王得到这枚戒指后，立刻恢复了记忆，如梦初醒，回想起他和沙恭达罗曾有过的爱情，后悔遗弃了沙恭达罗。他找人画了一幅沙恭达罗的画像，整天对着画像长吁短叹，以泪洗脸。　　天神同情豆扇陀的不幸，邀请他到天国。在天国，豆扇陀找到了沙恭达罗和儿子，一家人幸福地团圆了。他们的儿子就是印度民族的祖先，也是印度传说中最早的一个国王。沙恭达罗是这个剧本中最可爱的人物形象，她温柔美丽，天生丽质，和大自然的一切都有真挚纯洁的感情。她对养父母非常孝敬，与女友相亲相爱，把蔓藤当做自己的同胞妹妹，把失掉母亲的小鹿看做自己的义子，所以当沙恭达罗要离开净修林时，森林里的草木鸟兽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示自己的眷恋：　　小鹿吐出了满嘴的达梨薄草，孔雀不再舞蹈。　　蔓藤甩掉褪了色的叶子，仿佛把自己的肢体甩掉。　　那野鸭不理藏在荷花丛里的叫唤的母鸭。　　它只注视着你，藕从它嘴里掉在地下。　　这几句诗被认为是《沙恭达罗》中最好的诗，深得印度人民及各国的读者的喜爱。它表现了沙恭达罗和大自然之间和谐的感情，也表现了沙恭达罗对美丽的大自然的热爱，沙恭达罗和自然环境是完美地融为一体的。　　《沙恭达罗》虽然写的是豆扇陀和沙恭达罗恋爱和婚姻的故事，但作品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印度社会的生活情况。诗中对国王的忘恩负义，虚伪欺骗的真实本性进行了揭露和谴责，对天真善良、勇敢大胆，渴望自由和幸福的少女沙恭达罗进行了热烈的歌颂和赞美。《沙恭达罗》千百年来深受各国读者的喜爱，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曾经写诗赞赏道：　　　　若想说出春天的花朵和秋天的果实，　　若想说出人心中的所有爱慕和喜悦，　　若想说出高天和大地，只用一个词，　　沙恭达罗啊！只要提你的名字便说尽了一切。　　《沙恭达罗》在中国也很受欢迎，早在８００年前它就随着佛经传入我国，并有藏文本和汉文本。鲁迅先生称《沙恭达罗》为“绝唱”，很多文学家还把它从英、汉等译本中翻译过来。１９５６年，季羡林先直接从梵文翻译。北京的艺术家还两次把它搬上舞台，演出受到我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管家吴连登回忆

; 直在主席家里管这个家，主席的家要说好管也好管，主席一分钱不拿，也不过问你怎么花。要说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必须花，主席买盒火柴、买包手纸都要花钱，一分钱都不少花，主席在外面喝一杯茶我都要去结账的，在大会堂也一样。主席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后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主席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了，404.80元，江青的工资是243元，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这儿支出，他们俩是AA制，每个人有一本明细账。 　　主席有几大项开支。吃饭，100元左右，包括他请客，如民主人士，主席民主人士朋友特别多，黄培炎、章士钊等这样的请客都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那时李敏、李讷上学，费用都从这边出。原来一个孩子一个月15元，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30元，花起来很严格，这个月花多了，要从下个月扣回来。江青有一个姐姐叫李云露，也是30元，从主席这里支，她有时帮主席缝缝补补。 　　另一个大项开支，是房租、水电、家具租用费，包括孩子的、江青姐姐的、江青的，一个丰泽园的房租都是主席出，江青不出。主席的家具都是租来的，这些费用每月84元左右，冬天要交取暖费30多元，一共是120多元。 　　还有一笔开支，是老家来人，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吃饭费，走时还要给一点。所以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只好从稿费中开支。主席的稿费是单独管理的，我要用时得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一笔笔，清清楚楚，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取钱。 ; 我管主席的家12年，在这12年里，主席买书就花了8000元，所以我手里的钱一直比较紧张，但不管怎么说，首要的任务是主席吃饭，要保证老人家的健康。主席从来不吃补品，不吃山珍海味，就是一日三餐，从他一生的吃饭上也可以看出他是人民的领袖。他有个小灶，他对他的家里人说：“小灶是人民给我安排的，你们都无权享用。”他的女儿、姐姐，都和我们一样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他们家一个星期团聚一次，周六晚上团聚，主席的子女不是那么好做的，主席严格要求他们。每次吃饭时，在社会上听到什么要讲给爸爸听，读了什么书也要讲出来，如果主席有看法就交流一下，紧接着布置任务，还要读什么书，下个礼拜再来讲。这顿饭一般吃的时间比较长。 　　主席吃饭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是必须的，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主席有两难，吃饭难、睡觉难。你不叫他，他不吃饭，文件没看完，他不放下。你说：“主席，吃饭了。”“等一下。”他还跟你商量：“再等一会儿吧。”你不能干扰主席的思路，这一等就没准了，菜就凉了，又不能反复热。后来，我们专门订做了瓷器，盘子上碗上加个盖，保温，也卫生。后来有人传言主席有专用的瓷器，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另一个要求是主席的碗要轻，他捧一天的书了，手很累。主席原来用的碗都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我们湖南有个醴陵，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我们很快订了醴陵的瓷器，他们让最好的工匠来制作，一个碗重124克，很轻很薄，透明的，里外有花，以红为主。主席第一次拿这个碗很高兴：“这好啊！”乡情啊！主席很爱他的家乡。主席吃饭跟国内外形势也有关，我们每天翻大参考，一有大事，以素为主，这时主席吃不下饭，荤的肯定不行。 　　主席喜欢吃鱼头，另外喜欢吃鱼杂、鸡杂，如果中南海打了大鱼，我们就去买来，把鱼头弄下来，鱼身子再去卖给食堂，我们就这么管理，一分钱不能浪费。主席爱吃小鱼小虾，爱吃肉皮，他没有补过钙，吃得很简单，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我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不花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为形成了廉政的作风。他没有一杯茶是不付钱的，吃的用的，都是照价付款。困难时期是怎么渡过的？跟老百姓一样，谁能想到主席的腿也肿？他不吃肉，有一次上了点肉，主席发脾气。主席也有供货本，布票、油票，北京市民是多少，主席就是多少。他的粮食定量17斤，如果有余下，就给孩子们补贴。为什么困难时期能渡过，主席就是这样过来的，这就是人民的领袖。 　　送给主席的礼品很多，吃的用的都有。这些礼品我们不可能不给他看。他每天晚上要出来散步，换空气，我们就把这些礼品摆上，写上数量给他看，吃的东西数量多的送到食堂去，再把钱给人家寄回去。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是别的地方。没有一次听说是送给李敏李讷的，没有一次。那时，录音机、手表，金手表，瑞士的、罗马的，很稀罕，还有金银首饰，看着也喜欢，谁不喜欢呢？他的孩子也会过来，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再放回去，从来没有拿过。重要的礼品一律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 　　说一个借条的故事。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一看主席没有表，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腕子上摘下来，主席欣然地戴上了，这块表一直用到1969年，这个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汪东兴借一块表，给主席暂用，汪东兴从礼品库中拿了块金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这块表修好了再还回去。”借的表用了两个月，就还回去了。 　　在主席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是他出访苏联时的大衣和帽子，那是他再高级不过的东西了，但是从出访回来就从来没穿过。20多平方米的仓库5个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东西，仓库大量是旧东西，他的内衣好多都是缝缝补补的。他的仓库里没有棉被，进城以后他就没有棉被。天热一个床单，春秋天两床毛巾被，冬天3床毛巾被，叠在一起，睡觉时一拉。主席的毛巾被最多的打了75个补丁，补丁用的都是旧毛巾。太旧的不行，太硬，新的也不行，厚度不一样，几乎哪一条毛巾被上都有补丁。主席的袜子大多都是我们补，我们补的针脚就大一些，我们就动员主席买点新的放着，要不接见外宾，一拉裤腿，针脚就露出来了。主席有一件毛衣，还是在延安时江青织的，袖子短了，再接一块。最后送主席到八宝山时，打开主席的衣服，我都哭了，都是旧衣服，这就是一个国家执政党的主席啊！ 　　主席的床上有两样东西一直放着，一个是宋庆龄送他的鸭绒枕头，另一个是他长征时带来的毛毯，主席的床是木板床，一半堆着书，他躺在床上办公，靠在背板上太硬，就垫着那条毛毯，我们要换他不让换，他是不能忘了革命成功来之不易。 　　主席第一是严格要求自己，一个大国养不起一个毛泽东？他事事节约，他说这么大个国家，不能有半点浪费。丰泽园院子旧，墙上大量掉皮，有一次没跟他说修了，他生气：“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怎么花在这个上面？”主席抽烟多，火柴用的多，我跟他12年，没见他用过一个打火机。他讲礼貌，从来不冲着别人划火柴，都是朝里划，这半边用完了，再用那半边。打扫卫生时，我们就把旧的扔了，他一看新的就问：“旧的哪儿去了，”他说：“那盒子还是好的嘛。”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去买散的装上，再用毛笔把磷刷上，他一看：“哎，这好！”他吃饭时，饭掉在桌上，他拣起来放在嘴里，我亲眼看到的，他说：“农民们现在很苦哩！”他真是人民的领袖，他70多岁时有病了，还惦着让人到门头沟去了解煤矿工人是不是工作条件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第二是严格要求子女，要他们好好学习，做好人，做好事。中南海的人都对毛主席家的孩子印象特别好，不霸道。主席对他的孩子们说：“在我身边工作的都是我的同事，是你们的叔叔阿姨。”现在李讷见我还叫叔叔，我说快别叫了，我比你还小呢，“那不行，这是我爸立下的规矩。”她们出去跟老百姓一样，看电影两毛钱照样交，另外，主席不叫，他的孩子从来不到厨房吃一顿饭，他的孩子真好！现在她们都是自食其力，没有做官。 　　毛主席早就把中国的蓝图绘制得好好的，后来的改革开放，其实，毛主席早就做了准备，他在1971年至1972年，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他的后期加速对外开放的窗口，包括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主席的一生是勤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回忆起来，好多好多的事情就在眼前，我们那时候天天见主席，怎么看怎么伟大，现在人们怀念他，是因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今天。
　　

刘裕摆却月阵

　　晋安帝复位后，刘裕掌握了东晋大权。刘裕本来是个出身贫苦的小军官，在士族中没有什么地位。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决定发动北伐。　　公元４０９年，刘裕从建康出发，先出兵包围了南燕（十六国之一）的国都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南燕的国主慕容超着急了，向后秦讨救兵。　　当时，后秦在北方是个比较大的国家。后秦国主姚兴派使者到晋军大营去见刘裕，说：“燕国和我们秦国是友好邻国。我们已派出十万大军驻扎在洛阳。你们一定要逼燕国，我们不会坐视不救。”　　刘裕听了使者这番威胁的话，冷笑一声说：“你回去告诉姚兴。我本来打算灭掉燕国之后，休整三年再来消灭你们。现在既然你们愿意送上门来，那就来吧！”　　使者走了以后，有人对刘裕说：“您这样回答他，只怕激怒了姚兴。如果秦兵真的来攻，我们怎么对付？”　　刘裕泰然说：“你就不懂得这个理儿。俗话说：‘兵贵神速’，他们如果真的要出兵，就会偷偷出兵，何必先派人来通知呢？这完全是姚兴虚张声势，吓唬我们。我看自己也顾不过来，哪有什么能力救人呢。”　　不出刘裕所料，那时候后秦正跟另一个小国夏国互相攻打，还打了败仗，更谈不上出兵救南燕。没有多久，刘裕就把南燕消灭了。　　过了几年，刘裕平定了南方的割据力量，再一次北伐，进攻后秦。他派大将王镇恶、檀道济带领步兵，从淮河一带出兵向洛阳方向进攻，自己亲自率领水军沿着黄河进军。　　那时候，北方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开始强大起来，它的势力已经发展到黄河北岸。北魏在北岸集结了十万大军，威胁晋军。刘裕的水军沿着黄河前进，有时风猛水急，晋军的船只被水冲到北岸，就受到魏兵的攻击。　　刘裕派水军上北岸去打魏军，魏兵就逃，等晋军回到船上，他们又在北岸骚扰，弄得晋军来回奔跑，没法顺利进兵。　　刘裕派了一个将军带了七百兵士、一百辆兵车登上北岸，沿岸摆开一个半圆形的阵势，两翼紧紧靠着河岸，中间鼓出，当中的一辆兵车上竖了一根白羽毛。因为这种布阵形状像个月钩，所以名叫“却月阵”。　　魏兵远远观察着晋军的布阵，不懂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敢动。　　一会儿，只见晋军中间车上有人举起白羽毛，两侧就涌出了二千名兵士，带着一百张大弓，奔向兵车。　　魏兵看看这个阵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就集中三万骑兵向河岸猛攻晋阵。晋阵上一百辆兵车上的弓箭齐发，仍旧挡不住魏兵。　　没料到晋军在却月阵后面，另外布置好一千多支长矛，装在大弓上。这种长矛约有三四尺长，矛头特别锋利。魏兵正向晋军猛攻的时候，晋军兵士们就用大铁锤敲动大弓，那长矛往魏军飞去，每支长矛就能射杀魏兵三四个，三万名魏兵一下子就被射死了好几千。其他魏兵不知道晋军阵后还有多少这种武器，吓得抱头乱窜，全线崩溃。晋军又乘胜追击，杀死了大批魏兵。　　刘裕打退魏军，打通了沿黄河西进的道路，顺利西进。那时候，王镇恶和檀道济带领的步兵，已经攻下洛阳，在潼关和刘裕水军会师。接着刘裕派王镇恶攻下长安，灭了后秦。　　刘裕灭了后秦，把他一个十二岁的儿子和王镇恶留在长安，自己带兵回南方。　　过了几年，晋安帝死去，刘裕认为时机成熟，就派人劝说刚刚即位的晋恭帝让位。公元４２０年，刘裕即位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这就是宋武帝。东晋王朝在南方统治了一百零四年，到这时候灭亡了。

慈禧太后相国寺受辱

; 公元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慈禧带着光绪和王公大臣仓惶逃到西安。她一边下令清军斩杀义和团，一边命李鸿章为议和大臣，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讨得了洋人的欢心，北京城暂时平静下来。她惊魂稍定，便动身返回北京。途中，她一时兴至，要带光绪和众大臣到古城汴梁一游，顺便到古刹相国寺降香礼佛。 　　旨意传到开封，开封知府慌得手忙脚乱，立即张贴告示，圣上驾到，凡銮驾经过街道，须用红毡铺地，门上挂彩;全城妇孺老幼皆要倾城出动，头顶明烛，路旁跪迎;无论贫贱富贵，均按人头每人交白银二两，以备为老佛爷慈禧进礼。如有抗命不从者，严惩不贷这一下可苦坏了全城百姓，个个叫苦连天，只好到相国寺进香拜佛，祈祷菩萨保佑，免除这场灾难。 　　开封相国寺长老智清五十多岁，侠肝义胆，机智多谋，心生一计:他向知府请求，只要能免除全城百姓每人二两白银，他情愿向慈禧献出镇寺之宝。知府听了，暗想:开封百姓食不饱肚，确实榨不出多少油水，智清若能把镇寺之宝献出，有何不可就顺水推舟答应下来。 　　过了两日，慈禧的大队人马进了开封城。全城百姓跪迎路旁，口称万岁。开封知府迎驾后，西太后乘八抬大轿径直朝相国寺而来。智清方丈身披红袈裟，率寺内众僧跪在山门迎接。慈禧下得轿来，见众僧跪地迎驾，忙说:“自家子弟，不必俗礼参拜，快平身回话”慈禧为啥把智清和众僧称为自家子弟呢原来她笃信佛法，自称是受命于天的老佛爷，所以，她认为到相国寺等于串亲戚，对佛门的僧人皆称自家子弟。 　　慈禧落座后，智清忙跪地，高念一声佛号，说道:“今日老佛爷驾临敝寺，真是蓬荜生辉，光耀佛门，现将镇寺之宝献上，请老佛爷笑纳” 　　慈禧一听智清要给她献宝，满是皱纹的老脸顿时乐开了花。太监李莲英一挥拂尘，走到智清面前，说道:“方丈惠心可嘉，太后特此恩准。快快将宝献上” 　　智清听了，向身边一个僧人示意。稍时，只见两个壮健的僧人抬着一个红漆木桶，放在西太后面前。慈禧见珍宝如此沉重，正在纳闷，只见智清走到慈禧面前说:“敝寺开山一千多年，佛门鼎盛，众弟子得以安心诵经念佛，普济众生，全仗此宝庇护，今将此宝献给太后，望老佛爷珍爱” 　　慈禧听了，十分欢喜，忙说:“都是佛门弟子，老佛爷我岂能不珍爱”李莲英对智清说:“既是献给老佛爷的珍宝，何不快快揭开黄绫让老佛爷过目”智清走上前去，双手揭开黄绫，众人拭目一看，原来是满满一桶黄土，土中长着一堆姜芽，不由瞠目结舌。慈禧顿时大怒，厉声喝道:“智清，这是何物”智清不慌不忙地跪在慈禧面前，说道:“禀老佛爷，这是一桶姜山” 　　一桶姜山的谐音是一统江山。智清向慈禧奉献此物，寓意讥刺她垂帘听政，独揽大权，丧权辱国，卖国求荣，使得江山破碎，民不聊生。在场的大小官员，想不到小小的智清方丈竟敢如此戏弄太后，都暗暗为他捏一把汗。开封知府吓得魂不附体，浑身像筛糠一样发抖。 　　慈禧心里虽恼，却强装笑脸，对智清说道:“众弟子既然把此宝献出，我就把它收下。不过，此宝过重，离京路途遥远，携带不便，暂留贵寺，待日后再派专人将它运回京城”慈禧嘴上这样说，可牙却咬得吱吱响。智清见慈禧眼含杀机，却也并不理会。 　　慈禧在左右的搀扶下来到大雄宝殿，她抬头见大殿门上方高悬着一块匾额，上面镶嵌着“古汴名蓝”四个金粉大字，眼睛一亮，心想:真乃天赐良机，今日老娘让你这秃驴死在眼前便问:“智清方丈何在”智清忙上前答话:“贫僧在此，老佛爷有何吩咐”慈禧沉下脸来，指着匾上的四个大字问道:“智清你知罪吗”智清一看匾额，马上明白慈禧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他故装不知，说道:“贫僧学识浅薄，请老佛爷明示”没等慈禧开口，李莲英早知太后之意，立即上前喝道:“你这秃驴好大胆子，竟敢犯讳来人，将这秃驴拿下，请老佛爷发落” 　　为啥说匾上的字犯讳呢原来，匾额上的“古汴名蓝”四个字，就是“古城汴梁名寺”之意，佛经上把众僧居住的地方叫“伽蓝”，简称“蓝”。殊不知，慈禧的乳名叫蓝儿，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凡是帝王的名字，不准民间擅自使用，如果与名字相同，必须用其他的字代替，这叫避讳。可巧，大雄宝殿匾额上的蓝字，正犯了慈禧的名字，这岂不犯了弥天大罪?这时，慈禧走到智清面前，假惺惺地说道:“弟子本是佛门中人，我本不愿加罪于你，可惜国法难容因此地是佛门圣地，本宫不开杀戒，赐你自裁现大殿前有一放生池，你就投池吧” 　　智清也不答话，整整袈裟，对天遥拜之后，走到放生池边，纵身跳进池内。慈禧看智清自裁，微微一笑，正待起身，忽见放生池内爬出一个人来，慈禧以为是什么怪物，仔细一看，原来是智清，她不禁大怒，喝道:“大胆智清，竟敢违抗懿旨，来人……”没等慈禧说完，智清早已水淋淋地走到慈禧面前，说道:“贫僧岂敢违旨，贫僧刚刚走到奈何桥上，被一个人拦了回来，无奈，贫道只好又回到阳间” 　　慈禧哪里相信，她冷笑一声问道:“何人如此大胆。竟敢违抗本宫之命” 　　智清答道:“禀太后，此人乃是先帝乾隆皇帝先帝亲口所言，此匾是他亲笔所题，与贫僧无关，故叫贫僧返回阳间” 　　智清说得头头是道，慈禧心里也疑惑起来，她忙问道:“既是先帝所题，为何无有先帝落款” 　　智清答道:“想当年乾隆盛世，天下太平，黎民安乐，朝臣皆服。先帝为体察民情，多次南巡路过开封，来本寺降香。他看本寺香火旺盛，众僧皆安心诵经念佛，一时兴致，故御笔亲题匾额。只因先帝是微服出访，故不便留名。” 　　慈禧听智清说得有根有据，不由半信半疑，又问道:“先帝既是微服出访，你寺又怎知是他御笔呢” 　　智清答道:“本寺原先不知，后来先帝在太和殿召见河南巡抚时提及此事，巡抚告知本寺，并嘱咐本寺将此匾高悬于大雄宝殿上方，以光耀千秋”慈禧听了，转头问开封知府:“此话当真”知府战战兢兢地答道:“此匾确系先帝所题，开封府志上有记载，臣去取府志请老佛爷览阅。” 　　慈禧自觉没趣，挥一挥手说:“不必啦，退下”李莲英见主子进退两难，忙解围说:“方丈不要介意，刚才不过是老佛爷给你开个玩笑” 　　智清又接着说:“刚才在奈何桥头，先帝还说，不知哪个不肖子孙竟和老祖宗开起玩笑来了，连寡人的御笔也不认识” 　　慈禧明知是智清借先人之口辱骂自己，可又无言答对，一时搞得狼狈不堪。 　　智清心想:今日当着朝臣和众人之面，狠狠撕了慈禧的脸，也算是为开封百姓出一口气，平了心头之恨如再继续折腾下去，一旦弓弦崩断，就不好收场了，不如给她个台阶下来。想到这里，就对慈禧说道:“刚才先帝又嘱咐小僧，让贫僧告之老佛爷，列宗列祖创业不易，他把蓝字赐予太后，要你上应天命，下顺民心，一统江山” 　　慈禧明知智清话中有话，也只好顺着台阶下，说道:“本宫决不负先帝之望，今将御匾给贵寺留下，蓝字本宫带走，永远留在身边，铭记先嘱” 　　慈禧嘴里这么说，可心里却像吃了蝇子一样，七上八下直翻腾，她万万没有想到堂堂皇太后，竟被一个小小僧人戏弄，早知如此，何苦来汴京一游就这样，因慈禧拿走了相国寺大雄宝殿匾额上的蓝字，因此，至今匾额上只剩下“古汴名”三个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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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碰到朱德在延安便道上拾粪

; 刘玉珠 　　1918年 生于陕西安塞县 　　1935年 参加刘志丹红军先锋队 　　1939年至1946年 陕甘宁边区保安团2连8班战士 　　1946年至1952年 延安警卫连连长 　　1953年 在安塞公安局任职，后到延安司令部扫盲班学习3年 　　1956年至1967年 任甘肃省会宁县韩集公社书记、民政局局长、副县长等 　　1967年 退休，一直生活在会宁县 　　抗日圣地 　　从1939年开始，日军华北司令部航空兵把延安列为首要摧毁目标。日军先后17次轰炸沿岸，投弹1690枚，炸死炸伤400多人，炸毁机关房1000多间，民房10000多间，最重要的是粮食损失了30多万斤，使缺粮的延安雪上加霜。 　　1941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毛泽东发动了大生产运动。 　　“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1942年一年，全边区共开荒近百万亩，整个耕地面积达到1300多万亩，粮食总产量184万石，总消耗量为162万石，这样第一次出现了剩余。“手中有了粮，心里不发慌。”1942年，延安的棉花产量达到173万斤，自给率达到73%。另外，延安还在同期进行了精兵简政、“三三制”以及整风运动等来削减财政开支、减轻负担。 　　当枪炮声在抗日的战场上沸腾的时候，西北延安远离主要战场，却是抗日的“红色大本营”、抗日战争中的圣地，每一次从延安滴滴答答传出的电波在领导、指挥着中共的军队和全国群众的抗日。当时，国内许多抗日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都不远千里投奔延安。 　　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可谓群贤毕至，延安抗战文化一时活跃非常。除了文学诗歌与戏剧音乐之外，各种文艺形式被用来宣传抗战，一些作品令人过目难忘，至今闪耀着光芒。抗战期间，发生了对文艺界影响深远的事件，那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讲话》阐述了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根本问题，廓清了当时纷繁复杂的文艺思想。 　　我常碰到朱德在延安便道上拾粪 　　延安坐落在凤凰山下，宝塔山、清凉山分布东南、东北，清冽的延河水从清凉山下缓缓流过。在抗战中延安几乎是中共中央的代名词，也是日本急于摧毁的重要目标。1938年底，日本人兵至陕北对岸，却一直过河乏力。 　　河西拒日 　　日本人曾试图进入陕北，但是留守在延安的兵团一直将其阻止在黄河东岸　　1938年春开始，日军兵至山西西部的兴县等地，直接威胁延安的东大门。1939年元旦，日军从大宁、吉县、永和分兵三路，占领了黄河岸边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隔岸就是陕甘宁边区。 　　占领这三个据点之后，日军立即用大炮、机枪等向对岸的陕北境内攻击，随即又派出10余架飞机，对河西地区进行轰炸扫射，并投掷多枚毒瓦斯弹。陕北告急！陕甘宁边区22万自卫队员进入战备状态。 　　刘玉珠怎么也没有想到日本人会这么快打到陕甘宁边区来。指导员天天在对他们讲，日本人是怎样的穷凶极恶，但他这个土生土长的陕北娃还是没有想到日本人来得这么快。日本人长得什么样？从部队开始集结到去黄河西岸的路上，甚至是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指挥布置、检查防御的时候，他还一直在想日本人应该的模样。留守在陕北的几乎所有部队都集结在西岸。 　　刘玉珠的2连隐蔽在黄河边上的一个树林里等待敌人过江。战前的气氛很紧张，很少有人说话，其实即使在这里大声叫喊，对岸的敌人在强劲的河风中也不会听得见。抽旱烟的战士边抽边把吐出的烟用一只手掌扇散。刘玉珠把沾着残雪的布鞋往太阳底下伸了伸，这是姑妈新做的鞋，没想到刚穿上就派上用场了，刘玉珠想，即使牺牲了也有双新鞋子穿在脚上。 　　“小日本到对岸了，准备战斗！”连长大喊一声，惊走了刺骨的寒冷。刘玉珠跟着前面的战士弯低身子小跑到河边，在一堆黄泥边卧下身来，拿枪对准对岸。河只有一两百米宽，河面上停着十几艘木船。对岸的敌人穿戴、排列十分整齐，“黄澄澄的一片”。大约有十几分钟，敌人开始上船渡河。远处我们的炮声、机枪声已经响起来了，连长喊了一声：“打，往死里打！”刘玉珠打出了第一颗子弹。 　　刘玉珠正在装第二发子弹，旁边的一位老战士给他说，别打了，步枪在这个距离根本不起作用。刘玉珠问那该怎么办？老战士回答“看着”。对岸的敌人上了船的都退回去了，一部分趴倒在河边上，一部分在往后撤，看不清有没有伤亡。 　　敌人的炮也响起来了，炮弹溅起的沙土打在冬日的落叶上，在刘玉珠身后的树林里“哗啦啦”的响声不断。敌人已经无法渡河，双方击炮，战斗相持。晚上，刘玉珠在河边冻了一夜，不敢生火，不准抽烟，睡着了几次都被冻醒来，更不敢站起来跑动，只有三四个人挤在一起取暖。 　　第二日晨，敌人开始渡河，连长说敌人渡河就打船只，船只毁在冬天的黄河里，敌人也活不了。步枪打船几乎没有用，刘玉珠瞄准船上面的人射击，一时间河面上枪炮声四起，留守团的炮很少，但足以应付。一艘船被击沉了，船上的日本鬼子怪叫着往河里跳，紧接着第二艘……敌人退船了。随后几天，黄河东岸的八路军和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的炮兵阵地和增援部队，敌人逐渐往后退却。之后，部队一直在河边防守。日军加强了河东兵力，准备攻击陕北。 　　1939年9月，王震359旅调回陕北，加强防守。359旅接防之后，刘玉珠的部队撤回延安。; 将菜叶扔进锅里，撒上一把盐，这样的“饭”吃了一周，而粮库里一粒小米都找不见 　　1942年，延安遇到最为严重的粮荒。 　　这年夏，延安保卫团警卫2连厨房，司务员将洗净的菜叶切成大段扔进锅里，撒上一把盐。水开后，这顿饭就算做好了。8班战士刘玉珠端起碗，洋瓷大碗里飘着几片菜叶，拿筷子搅动一下，绿色的菜水从碗底泛起，他不禁叹了口气——菜水度日已经一周了。 　　各连队管后勤的管理员从团部回来，嘴里骂骂咧咧。他们和团部吵了好几架了，但是都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延安断粮了，保安团粮库里一粒小米都找不见了。 　　警卫连正在给在押的政治犯打关押的窑洞，以前的窑洞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塌了。任务很紧，可是刘玉珠一点力气都没有，连队里的战士牢骚满腹。已经有不少人开小差逃跑了。 　　路过连队的菜地，地里种的白菜也没有多少了。这样下去怎么办？刘玉珠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在连队完全断粮一周后，延安安塞等县的麦子熟了。 　　中共中央第一次下令紧急征收夏粮。 　　警卫2连连夜开到40公里外的安塞，和当地百姓一起收割麦子。刘玉珠抓了一把麦穗，放在手心两手一搓，饱满的麦颗并不情愿地从穗中被挤出来，再把嘴凑近了轻轻一吹，留在手中的就剩下赤裸的麦粒了。刘玉珠迫不及待地把麦粒放入口中……他也只能是乘着休息的几分钟“偷吃”麦粒，延安还在等着麦子应急。刘玉珠挥舞了一下手中的镰刀，把刀刃伸向了麦秆……这些麦子要在中午前运到延安，脱粒磨碾后成为碗中之餐——可是救命粮呵！ 　　其实，早在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刘玉珠他们连的吃饭就已经成了问题。到1941年，胡宗南的部队将保安团在吴家沟开垦的荒地里的粮食糟蹋光了，9连的生活更加艰苦，经常要靠老百姓的接济过日子。 　　有一天战斗结束，傍晚的时候部队到一个村子休息，当地的保长给每位战士发了一斤白面。打了一天的仗，其他人都睡觉了，刘玉珠很是饥饿，想先吃完饭了再睡，就对住家的妇女说，让她把怀里的娃放下给他做一顿饭，只要在锅里放一些盐、一把白菜就行了。刘玉珠蹲在地上烧火，一会儿稀饭就熟了。当他扑腾扑腾地刚吃完，集合号就响了。 　　战斗持续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刘玉珠和好朋友、同班的胡宗棠在土堆下面等待敌人的进攻，连长李文成在上面喊：“你们俩快上来。”刘玉珠跑上去一看，山包上躺下了一大片，刘玉珠就问怎么了，李文成说是没有吃饭被饿的。老人说到这里时哈哈大笑。 　　丰衣足食 　　“新式武器，锄头一把”，在当时的延安，连队纺线织布和开荒种地是分不开的 　　由于自然灾害和日军的轰炸、日伪、国民党的封锁，到了1942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延安在各机关开展广泛的大生产运动。每个连队纺线、织布、开荒、种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第一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刘玉珠和着歌声，左手捋棉花，右手摇纺车，一圈一圈，一堆堆棉花慢慢变成了结实的棉线。农闲的时候他才会被派去纺线，刘玉珠一天能纺2至3两。因为不经常纺，他生怕“质量”出问题。棉花线还容易一些，纺羊毛线他最头疼，每到晚上验收的时候，就显得忐忑不安。线分3等，按照是否均匀来划分，如果一段粗一段细，肯定就是3等线，要受到批评。连队一年所用的线够了，便开始织布。织布架子是木头做的，梭子从左边穿过去，把挡板拉一下，再把梭子穿过来，再拉一下挡板。“啪”、“啪”……棉布、毛布都是这样一梭子一挡板织出来的。 　　染布，把黑刺根和白矾混杂在一起放在开水锅中，再把织好的布放进锅里，三四个人拿着棍子搅打，等晾干了就和黄呢子一模一样了。“这样做出来的军装穿在身上很舒服。” 　　“丰衣足食，面对荒山；新式武器，锄头一把。”(毛泽东)在当时的延安，连队纺线织布和开荒种地是分不开的。刘玉珠所在的警卫2连有120多人，需要近2000亩地来维持生计。供给处给每位战士发了一把镢头、后来还配备了镰刀等。另外警卫连还要分出一部分战士看押犯人，其余的人一年四季，除了春耕夏种秋收、冬天磨面、纺线织布，一有时间都用来开荒了。 　　“开荒、开荒，咿呀、咿呀……”大家每天唱着《开荒歌》，抡着镢头，日复一日。刘玉珠每天天一亮就要赶快吃饭上地，中午留在山上吃饭，然后在地里睡一阵，喝口开水，继续干活，一直到天黑了才下山来。一天时间连队最多只能开2亩地，换来的却是满身的泥土、一身的酸痛。 　　每到晚上休息的时候，刘玉珠感觉手都展不开，端惯了枪的手拿起镢头，一双手磨起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大家端着盆子找热水烫脚，这是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刘玉珠深有体会，有一天他太累，没有烫脚，第二天脚疼得不敢着地。 　　到了1942年后半年，情况有了好转。连队种的小米在秋天收割了，蔬菜也丰富起来，刘玉珠总算能填饱肚子了。有一天毛泽东来连队视察，看了伙食情况后说，怎么不养猪，养了猪连里就有肉吃了。 　　第二天管理员就去买了两头母猪，半年后生了小猪崽，又过了半年连队每个月就能吃上一顿肉了，后来10天就会杀一头猪，刘玉珠高兴得不得了。8个人的菜能装一脸盆，南瓜白菜和着几块猪肉，小米饭是管饱的，最稀罕的是白面馒头，一个月吃一次。 　　圣地延安 　　尽管有的人由于条件艰苦“开小差”，但是延安始终是抗日志士投奔的地方 　　蒋介石抗战初期曾给延安的部队发过军饷，刘玉珠还领了一年，每月一块钱，从1940年冬开始，军饷没有了。“没有钱、没有粮、没有衣服，整个抗战时期真的很艰苦！”刘玉珠感叹。有人受不了苦，逃跑了。 　　1942年夏，延安最艰苦的时候，连里5班的战士杜家富和7班的刘得志一块跑了。当时杜家富刚20岁，身体不太好，受不了苦；刘得志已经30多岁了，没老婆，着急了，跑回家后找了一个。 　　开小差的人越来越多，连队指导员几乎天天在和一些思想“有问题”的人谈心。有这么几种人是“不稳定”的，一种是像刘得志一样年龄大，还没有结婚的，延安女的太少，光棍又太多，找个对象太不容易；一种是家里没有劳动力，老人、媳妇需要照顾的；最多的还是因为开荒太辛苦，生活太艰苦，受不了的。 　　刘玉珠的好朋友肖建国也跑了。刘玉珠和肖建国都是刘志丹红军先锋队的成员。刘玉珠还能记得十三四岁时的一个冬天，他和肖建国年龄小，抬不动伤病员，两人负责轮流举红旗。他看见肖建国光着的脚一会儿左脚搭在右脚上，一会儿右脚搭在左脚上取暖，就问肖建国怎么没鞋穿。肖建国说，他妈死了就没有鞋穿了。刘玉珠从小父母双亡，他们俩成了同病相怜的朋友。 　　肖建国跑的时候没有告诉刘玉珠，走了后一直没有消息，这让刘玉珠很担心。一天，他突然看见肖建国扛着镢头出现在开荒的连队里，刘玉珠赶忙凑过去问他怎么又回来了。原来肖建国去赶集，被连队的人碰到，又给抓回来了。他给刘玉珠说，他向指导员表了决心，以后再不敢跑了。刘玉珠回忆，肖建国很能打仗，1947年当连长，牺牲在战场上。 　　当年部队主要的任务是开荒，战士开小差部队一般不去抓，抓逃兵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抓到后领到部队来。中共中央的命令是不让打、绑逃兵，通过批评教育让他们在连队中安下心来。为了制止开小差，中央后来又出台了优惠政策，家里父母丧失劳力的和结了婚的可以享受代耕粮、代耕财。 　　2005年6月24日，阳光明媚，在甘肃省会宁县刘玉珠家里，刘玉珠笑着说：“我父母双亡且我没有结婚，一个条件都不符合。吃穿靠自己劳动，没有军饷。” 　　在延安工作学习，本身就是抗战。来延安支援抗战的人越来越多，除了中国人，还有很多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延安也穿着延安自产的灰布衣服，脚上蹬着开口的布鞋，吃着小米，整天笑呵呵的。平时刘玉珠对这些老外敬而远之，最多在见面的时候相互点头微笑，后来没想到这些蓝眼睛的老外救了他一命。 　　有一天换了岗，睡了一觉后刘玉珠感觉右腿疼，开始没有在意，不想持续了半个月就下不了炕了。吃了几副中药之后依旧没有效果，他被抬到刘湾沟里的医院——这里有一大批外国医生。来自苏联的、印度的、甚至是德国的……后来有一部分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 　　外国大夫在院长的陪同下给刘玉珠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最后说脚里长了一根眼睛看不见的肉刺，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院长告诉他，外国医生说再耽搁时间就要把腿锯掉，即使这样人可能也活不了。紧急抢救了2周，脚底上挖了一个洞，病终于好了。外国大夫带着翻译每天都来看几次，问他恢复的情况。刘玉珠听不懂，但是从大夫的眼神中看到了他的和蔼、可亲和关怀。 　　刘玉珠说自己没有读过书，是个粗人，但是他能感觉出那位大夫的一双手在给他检查病情时的小心，那是一双很温暖的手。“那时候的人好，亲爱得很，人与人之间关系好得很，不管是外国来的，还是中国人，在延安都是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如果有什么问题、思想想法，很自然会去找对方谈出来，然后互相谅解。”刘玉珠感慨地说。 　　刘玉珠记忆最深刻的是他常能在延安的便道上碰到捡粪的朱德，“当大官的没有一点架子！”延安的山沟里都是土窑洞，晚上的延安在刘玉珠的眼中就像堆在一起的手电筒，一层一层的，犹如天上的繁星。

卫青和霍去病

　　卫青出身低微，他的父亲是平阳侯曹寿家里当差的。卫青长大以后，在平阳侯家当了一名骑奴。后来，因为卫青的姐姐卫子夫进宫，受到汉武帝的宠幸，卫青的地位才渐渐显贵起来。　　就在李广在战斗中被匈奴兵俘虏后又逃回的那年，汉军四路人马，三路都失败了，只有卫青打了个胜仗，被封为关内侯；以后，又接二连三地打败匈奴兵，立了战功。　　公元前１２４年，卫青率领骑兵三万，追到长城外。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军还离开很远，一点也没防备，在兵营里喝酒作乐，喝得酩酊大醉。　　卫青在夜色的掩护下，急行军六七百里，包围了右贤王。汉兵从四面八方冲进匈奴营地，打得匈奴部队四面逃窜，乱成一团。右贤王的酒刚刚惊醒，要抵抗已来不及了，只好带着他的几百个亲信脱身逃走。　　这一仗，卫青的人马一共俘获了一万五千多个俘虏，其中匈奴的小王十多人。　　匈奴的左右贤王，只比单于低一级。这次战争，右贤王全军覆没，对匈奴单于是一个很大打击。　　汉武帝得到捷报，立刻派使者拿着大将军印，送到军营，宣布卫青为大将军，连他的三个还没有成年的儿子也封为侯。　　卫青推辞说：“我几次打胜仗，都是部下将士的功劳。我那三个孩子还都是娃娃，什么事都没干过。要是皇上封他们为侯，怎么能够勉励战士立功呢！”　　汉武帝经他一提醒，就封了卫青部下的七名将军为侯。　　第二年，匈奴又来进攻。汉武帝又派卫青率领六个将军和大队人马去对付匈奴。　　卫青有一个外甥，叫霍去病，那时候才十八岁，非常勇敢，又会骑马射箭，这次也跟着卫青一道去打匈奴。　　匈奴听到汉军大批人马来进攻，立即往后逃走。卫青派四路人马分头去追赶匈奴部队，一定要把匈奴主力打败。卫青自己坐镇大营，等候消息。　　到了晚上，四路兵马都回来了，没有找到匈奴主力，有的杀了几百个兵士，有的连一个敌人也没有找到，空着手回来了。　　霍去病还是第一次出来打仗的小伙子，才做了个校尉。他带领了八百名壮士，组成一个小队，去找匈奴部队。他们向北跑了一阵，一路上没瞧见匈奴兵士，一直赶了几百里路，才远远望见匈奴兵的营帐。　　他们偷偷地绕道抄过去，瞅准一个最大的帐篷，猛然冲了进去。霍去病眼明手快，一刀杀了一个匈奴贵族。他手下的壮士又活捉了一个。　　匈奴兵没有了头儿，四处奔逃，八百个壮士追上去又杀了两千多匈奴兵，才赶回大营。　　卫青在大营正等得着急，只见霍去病提了一个人头回来，后面的兵士还押了两个俘虏。经过审问，才知道这两个俘虏，一个是单于的叔叔，一个是单于的相国，那个被霍去病杀了的还是单于爷爷一辈的王。　　十八岁的霍去病第一次参加作战，就逮住了匈奴的两个将官，这功劳可真不小。战斗结束，被封为冠军侯。　　公元前１２１年，汉武帝又封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一万骑兵，从陇西出发，进攻匈奴。霍去病的兵马跟匈奴接连打了六天，匈奴兵抵挡不住，向后败退。霍去病和他的骑兵越过了燕支山（在今甘肃永昌县西），追击了一千多里地。那边还有不少是匈奴的属国，像浑邪（在今甘肃省境）、休屠（在今甘肃武威县北，屠音ｔú）。汉兵到了那里，俘虏了浑邪王的王子和相国，把休屠王祭天的金人（一种铜像）也拿来了。　　汉武帝为了慰劳霍去病，要替他盖一座住宅。霍去病推辞了。他说：“匈奴还没消灭，哪儿顾得上安家呢！”（文言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为了根除匈奴的侵犯，到了公元前１１９年，汉武帝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次派卫青、霍去病各带五万精兵，分两路合击匈奴。　　卫青从定襄郡出塞，穿过大沙漠，行军一千多里，匈奴的伊穉邪（穉音ｚｈì）单于亲自率领精兵严阵对抗。双方展开了一场大会战。激战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沙漠上突然刮起一阵狂风，夹着砂砾，吹得天昏地黑。卫青顶着狂风，冒着扑面的砂砾，命令骑兵分左右两翼夹攻。伊穉邪单于招架不了，带了几百骑兵向北突围逃去。卫青一直追到寘颜山（古山名，今蒙古高原杭爱山南面的一支、寘音ｔｉáｎ）下的赵信城，匈奴兵已经逃空，城里贮存了不少粮草。卫青让兵士们饱餐了一顿，把多余的积粮烧了，才胜利回师。　　另一路，霍去病也横越大沙漠，前进两千多里，大破匈奴左贤王的兵马，一直追到狼居胥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西北黄河北岸；一说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在那里立了一块石碑留作纪念。　　这是汉朝规模最大、进军最远的一次追击。打那以后，匈奴撤退到大沙漠以北，沙漠南面就没有匈奴的王庭了。

中共特别党员揭密

; 我党在领导民主革命斗争过程中，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如情报工作)、增强党在中上层社会中的力量以及联系群众开展合法斗争等方面的需要，曾发展过相当数量的特别党员。民主革命已过去50多年了，一些人因对这段史实不清楚而产生了种种误传。因此，有必要对特别党员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考察，给人们一个清晰明白的印象。同时，弄清这个问题，有助 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我党关于发展党员的思想，消除目前关于发展党员问题面临的片面认识。 　　一、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 　　关于什么是特别党员这个问题，张闻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特别党员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特别党员之特别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特别党员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普通党员的社会出身基本上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与此不同，特别党员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社会出身”(如官吏、军官、资本家、社团领导人、社会名流)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的分子”。按阶级成份论，这些人应归入官僚阶级、买办阶级、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范畴。与此相联系，特别党员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的中上层，有些“在公开组织中已经取得一定领导地位”。 　　二是在党内特别党员受到特别的管理。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党章规定只要是正式党员即可担任，并没有要求一定是党组织的领导人才可担任。但是，由于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原因，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党组织的领导人担任。如邵飘萍(1925年入党)入党介绍人是李大钊。特别党员被吸收入党，还须上级组织批准。批准特别党员的组织常常要党的高级组织乃至中央批准。一般做法是，由党的高级组织的领导人代表相应的组织来吸收和批准。如杨度(1929年入党)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代表中央批准的。 　　对特别党员怎么进行管理呢？当时中央组织部曾规定：“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高级党委直接管理。”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不编入支部，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赵寿山(曾任国民党第38军军长)曾回忆说，他在作为特别党员期间，“从来没有过过党的组织生活”。二是由较为高级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并进行教育。采用这样的管理方式，是为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保密。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不仅对党外保密，即使在党内也处于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情的秘密状态。赵寿山1942年由毛泽东批准入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这情况。特别党员一旦不再从事秘密工作转而从事党的公开工作后，其党员身份在党内公开也就成为普通党员。特别党员转为普通党员，有的是直接编入党的支部组织，同其他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而公开党员身份。有的却仍将其特别党员这段历史保密而重新公开申请入党。 　　二、特别党员之特别，最根本的是他们肩负着党组织分配给的特别的工作任务 　　特别党员承担的特别的工作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掩护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党的文件明确规定：“在上层负责的公开工作的同志要掩护与援助下层工作的及秘密的同志去进行工作”，“在情况允许的限度内掩护党的秘密组织进行工作。”在掩护党组织秘密活动方面，特别党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黄贤度(1937年入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任江西上高县县长，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将一批地下工作同志分别安插在县区乡政府、国民兵团和县大队。 　　二是营救被捕的同志和进步人士。为了保存党的骨干，减少党组织的损失，特别党员常常利用较高的社会地位，采取巧妙的手段，营救被捕的同志和进步人士。胡愈之(1933年入党)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参与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牛兰夫妇(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陈独秀、许德珩、侯外庐、陈赓、罗登贤、廖承志、余文化等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特别党员袁殊以汪伪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等身份，利用日汪订立的《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巧妙保释了遭日军逮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有二三十名之多。　　 　　三是给党组织以经济、物资方面的支持。在经济、物资方面支持党的组织是普通党员的义务，更是特别党员的一种工作任务。例如，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1937年入党)，在重庆国民党中统、军统中广交“朋友”，还成了陈果夫的座上客，为广大华行的药品和器械经营打开了局面，生意蒸蒸日上，从而为新四军提供所需药品，为党组织筹集经费。 　　四是统战联络工作。根据中央要求，统一战线工作的面要尽可能地广泛，“不仅在文 化教育部门，而且应该到军事、政府、党务、经济各种部门中活动。不仅于在野的士绅名流中活动，还要在当权的人士中活动。不仅在进步的分子中活动，还要在中间的和某些顽固分子中活动。”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特别党员为发展和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开展了广泛工作。例如，王昆仑(1933年入党)以国民党候补中委、立法委员的公开身份，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参与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团结了一批民主党派成员、国民党左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党的周围。续范亭(1938年入党)以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身份，做山西和西北国民党上层人士阎锡山、傅作义、赵承绶、杨集贤、邓宝珊和马占山等的统战工作。 　　五是推动开展各种进步活动。一些特别党员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参加并推动公开的群众性的进步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郭沫若(1927年入党)抗战时期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身份，领导大后方的进步文化运动；李杜(1935年入党)在抗战胜利后，撰写《东北抗日联军之沿革》等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1947年7月参加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组织的反对内战活动。 　　六是获取各种情报。特别党员因其公开的较高的社会地位，本身就掌握着大量的情报，并容易从其他方面获取更多的党组织所需要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情报。叶剑英1927年7月上旬秘密入党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武汉政府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汪精卫决定反共，准备假意邀请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扣留他们。叶剑英得知此情报后，立刻找到叶挺、贺龙，并在甘棠湖秘密会谈，叶挺、贺龙随后即率部队开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 　　七是率部起义。有一些特别党员是部队的主官，对部队有合法的直接控制权。他们利用这种地位做各种起义准备工作，在革命进程的适当时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率部起义，投入革命阵营，给予敌人以最直接的打击。特别党员领导的起义比较著名的有：1929年11月15日，国民党江西吉安县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1929年入党)，在吉安率所部600余人起义，将起义部队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1931年入党)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部1.7万人在宁都起义，全体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 　　八是策动反正。瓦解敌军是争取武装斗争胜利的重要手段。瓦解敌军的途径和方式很多，但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还是策动反正和率部起义两种形式。在策动反正方面，特别党员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46年初，国民党军新编第六路军郝鹏举部两万余人在台儿庄附近起义。为争取这次起义，郝部中的两位中共特别党员第3军军长兼第1师师长乜庭宾(1945年入党)、第2师师长张奇(1945年入党)与国民党第33集团军副司令官张克侠(1929年入党)分别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特别党员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做掩护，但要完成工作任务仍须冒着极大的风险，许多偶然因素都会使他们遭受被追捕之苦、牢狱之灾，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有不少特别党员为民主革命胜利壮烈牺牲。 　　三、有关特别党员问题存在的几个误解 　　长期以来，在对特别党员的认识上存在一些误解，有必要予以澄清。 　　其一，特别党员不能简单地被称为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现在有的书和文章将特别党员指称为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这是不准确的。众所周知，在民主革命早期，“当时党处在地下时，一切党员都是秘密的”。所以，“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是普通党员的通称。从概念上讲，“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是全称概念，特别党员是特称概念，特别党员属于“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的范畴，但有着远比“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具体的规定。有两份文献说明了特别党员与秘密党员的区别。1938年6月，张闻天、刘少奇在给朱瑞的电报中指示说：“在牺盟及其他一切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与政府机关中之党员，均须组织党团，但须特别注意秘密工作，不要使关系暴露，并根据情况保持某些同志为特别党员。”1946年1月5日，陈毅就郝鹏举部起义事向中共中央发电报说：“郝部有两个师长是特别党员；另外我们由淮北区打入十几个秘密党员，均担任官佐。” 　　其二，特别党员不是特殊党员。有的文章和书中把特别党员称为“特殊党员”。这是不对的。党的文献从来没有将特别党员称作“特殊党员”；党的文献一直是将“特殊党员”指称为在党内闹特殊化的党员，特殊党员是一个否定性的称谓。 　　其三，特别党员与候补党员的区别。还有一些人将特别党员等同于候补党员。这也是不准确的。特别党员或许有候补期，但绝不等同于候补党员。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馆员)
　　

虞允文书生退敌

　　绍兴和议以后，宋金双方有二十年没有发生战争。宋高宗和一批投降派大臣对于这个偏安的局面十分满意，在临安修筑起豪华的宫殿府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把收复失地的事忘记得一干二净。　　在这段时间里，金朝统治集团发生内讧，贵族完颜亮杀死了金熙宗，自立为帝，历史上称为海陵王。完颜亮把金朝的京都从上京迁到燕京，一心想发动战争，消灭南宋。有一次，他做了个梦，梦里他上了天宫，天帝命令他讨伐宋朝。他跟大臣谈起这个梦，一些凑趣的大臣都说这是个好兆头，向他祝贺。完颜亮就把发兵南侵的事决定下来了。　　完颜亮准备发兵的风声，传到临安。有些官员要朝廷早作准备，反而被宋高宗斥责是造谣生事。有一回，金朝派使臣施宜生到临安。宋高宗叫大臣张焘（音ｄàｏ）接待。张焘想从施官生那里探听消息。施宜生原来是宋朝的官员，也想透露点消息给张焘，但是旁边有金朝的随从官员，不好明说，只好暗示说：“今天北风可刮得厉害啊！”又拿起几案上的笔说：“笔来，笔来！”（“笔”和“毕”同音，“毕来”，就是都来的意思。）　　张焘得到施宜生的暗示，连忙把金兵要大举南下的消息告诉宋高宗，但是宋高宗只当耳边风。　　公元１１６１年九月，完颜亮做好一切准备，发动全国六十万兵力，组成三十二个军，全部出动，进攻南宋。出发之前，完颜亮趾高气扬地跟将领们说：“从前梁王（指兀术）进攻宋朝，费了多少时间，没取得胜利。我这次出征，多则一百天，少则一个月，一定能扫平南方。”　　完颜亮的大军逼近淮河北岸，防守江北的主帅刘锜（音ｑí）正在生病，派副帅王权到淮西寿春防守。王权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听到金兵南下，吓得丧魂落魄，根本没想抵抗。完颜亮渡过淮河，王权还没见到金兵的人影儿，早已闻风逃奔，一直逃过长江，到采石才停下来。　　宋高宗听到王权兵败，才害怕起来。他把王权撤了职，另派李显忠代替王权的职务，并且派宰相叶义问亲自去视察江淮守军。　　叶义问也是个胆小鬼，不敢亲自上前线，另派一个中书舍人（文官名）虞允文，慰劳采石的宋军将士。　　虞允文到了采石，王权已经走了，接替他职务的李显忠却还没到。对岸的金兵正在准备渡江。宋军没有主将，人心惶惶，秩序混乱。虞允文到了江边，只见宋军兵士三三两两垂头丧气地坐在路旁，把马鞍和盔甲丢在一边。　　虞允文问他们说：“金人都快要渡江了，你们坐在这里等什么？”　　兵士们抬头一看，见是一个文官，没好气地说：“将军们都跑了，我们还打什么仗？”　　虞允文看到队伍这样涣散，十分吃惊，觉得等李显忠来已经来不及了，就立刻召集宋军将士，告诉他们说：“我是奉朝廷的命令到这里来劳军的。你们只要为国家立功，我一定报告朝廷，论功行赏。”　　大伙儿见虞允文出来作主，也打起精神来了。他们说：“我们吃尽金人的苦，谁不想抵抗。现在既然有您作主，我们愿意拼命作战。”　　有个跟随虞允文一起去的官员悄悄地对虞允文说：“朝廷派您来劳军，又不是要您督战。别人把事办得那么糟，您何必背这个包袱呢？”　　虞允文气愤地说：“这算什么话！现在国家遭到危急，我怎么能考虑自己的得失，逃避责任。”　　虞允文是个书生，从来没有指挥过战争。但是爱国的责任心使他鼓起勇气。他立刻命令步兵、骑兵都整好队伍，排好阵势，又把江面的宋军船只分为五队，一队在江中，两队停泊在东西两侧岸边，另外两队隐蔽在港汊里作后备队。　　宋军布置刚刚结束，金兵已经开始渡江。完颜亮亲自挥动着小红旗指挥。几百艘金军大船迎着江风，满载着金兵向南岸驶来。没有多少时间，金兵已经陆续登岸。　　虞允文命令部将时俊率领步兵出击。时俊挥舞着双刀，带头冲向敌阵。兵士们士气高涨，拼命冲杀。金兵进军以来，从没有遭到过抵抗，一下子碰到这样强大的敌手，就都垮下来了。　　江面上的宋军战船，也向金军的大船冲去。宋军的战船虽小，但是很坚实，就像尖利的钢刀一样，插进金军的船队，把敌船拦腰截断。敌船纷纷被撞沉。敌军一半落在水里淹死，一半还在顽抗。　　太阳下山了，天色暗了下来，江面上的战斗还没有结束。这时候，正好有一批从光州（今河南潢州）逃回来的宋兵到了采石。虞允文要他们整好队伍，发给他们许多战旗和军鼓，从山后面摇动旗帜，敲着鼓绕到江边来。江上的金兵听到南岸鼓声震天，看到山后无数旗帜在晃动，以为是宋军大批援兵到来，纷纷逃命。　　金军遭到意料不到的惨败，气得完颜亮暴跳如雷，一肚子怒气全发泄在兵士身上，把逃回去的兵士全拷打死了。　　虞允文料想完颜亮不会甘心失败。当天夜里，就把战船分为两队，一队开到上游，一队留在渡口。到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完颜亮果然又派金军渡江，虞允文指挥两队战船夹击。金兵尝过虞允文的厉害，没心思反抗。三百只大船被困在江心和渡口，宋军放起一把火，把敌船全烧了。　　完颜亮在采石渡江不成功，又把他们的兵士乱杀了一批，才带着留下的人马到扬州去，想到那里去渡江。　　宋军在采石大胜之后，主将李显忠才带兵到达。李显忠了解到虞允文指挥作战的情况，十分钦佩。　　虞允文对李显忠说：“敌人在采石失败之后，一定会到扬州去渡江。对岸镇江那边没准备，情况很危险。您在这儿守着，我到那边去看看。”　　李显忠马上拨给虞允文一支人马，由虞允文率领前往镇江。　　镇江原来是由老将刘锜防守。那时候，刘锜已经病得不能起床了。虞允文到了镇江，先去探望刘锜。刘锜躺在床上，紧紧拉着虞允文的手，心情沉重地说：“国家养兵三十年，没有立过一点战功，想不到立大功的还是靠您这位书生，我们当将军的实在太惭愧了。”　　虞允文安慰他一阵，就回到军营。他命令水军在江边演习。宋军制造了一批车船，由兵士驾驶，在江边的金山周围巡逻，来回像飞一样。北岸的金兵看了十分吃惊，赶快报告完颜亮。完颜亮大怒，把报告的人打了一顿板子。　　这时候，金兵打了几次败仗，都害怕作战。有些将士暗地里商量逃走，完颜亮发现后，下了命令：兵士逃亡的杀死将领，将领逃亡的杀死主将；并且宣布第二天全军渡江，畏缩不前的处死。　　金军将士对完颜亮的残酷统治再也忍受不住，还没等完颜亮发出渡江命令，当天夜里拥进完颜亮的大营，把他杀死。　　完颜亮一死，金兵就撤退了。　　完颜亮带兵南侵的时候，金朝内部也出了事。一些不满完颜亮统治的大臣，另外拥戴完颜雍为皇帝，这就是金世宗。采石大战后，金世宗为了稳定内部，派人到南宋议和，宋金战争又暂时停了下来。

瓜岛之战中的“老鼠特快”

瓜达尔卡纳尔岛（简称瓜岛）是太平洋南部所罗门群岛的一个大岛。日军在中途岛战败之后，为了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进逼美军的反攻基地澳大利亚，于１９４２年６月底派兵到瓜岛修机场，８月初基本完工。对此，美军认为，这将直接威胁美澳交通线，对日后的作战十分不利，于是决心夺取瓜岛及附近的图拉吉岛，以打乱日军部署，使其陷于被动。８月７日，美军在瓜岛及图拉吉岛登陆，８日，美军占领图拉吉岛及瓜岛的重要地区。从此，美日双方展开了争夺瓜岛的一系列海空大战。日军在瓜岛海域占有海上优势；美军则占有空中优势。　　７月１８日夜，日军田中赖三少将指挥６艘驱逐舰、４艘运输舰，将一木清直大佐指挥的千余官兵送上瓜岛。一木血战一夜，兵败自杀，其部下仅幸存２０人。日本不甘心失败，命令田中少将继续向瓜岛紧急运送援军，平均每２４小时运来９００人，驱逐舰时速高达４０节，又是利用夜间偷运，因此被人称作“老鼠特快”。　　８月２８日夜，田中又运送川口清健少将的第３５旅团去瓜岛，遭到美国飞机的袭击。３１日夜，田中指挥８艘驱逐舰将川口援军送上瓜岛。９月８日，川口部队在瓜岛战败。９月２９日，丸山政男中将的日本第２师团乘“老鼠特快”到瓜岛。随后，百武晴吉中将的第１７军也乘“老鼠特快”来到瓜岛。“老鼠特快”能运军队，但没法同时大量运输物资，瓜岛日军只得靠吃草根度日。　　１１月１３日，田中指挥１１艘运输舰、１２艘驱逐舰强行运送，遭美机轰炸。　　这时，日本“老鼠特快”又找到新办法：把药品、粮食装入铁桶，但不装满，使铁桶刚好能浮在海面上，用绳子把铁桶栓在一起，呈项链状，挂在舰舷上。称之为“项链运输”。当驱逐舰驶近瓜岛时，将绳子割断，铁桶“项链”留在瓜岛海岸，“老鼠特快”立即返航。１１月２９日夜，田中以“高波”号驱逐舰为旗舰，率领８艘驱逐舰直奔瓜岛。每艘驱逐舰的“项链”上挂着２４０只铁桶。路上遭到美军拦阻，“高波”号沉没，铁桶全部被炸毁。１２月３日，日军又用７艘驱逐舰，带上１５００只铁桶“项链”，夜航瓜岛。结果，只有３００只铁桶送到瓜岛海滩上，这是“老鼠特快”仅有的一次成功。瓜岛上的日军缺衣少食，日夜苦战，先后死亡３.５万余人。１９４３年２月，败局已定的日军用“老鼠特快”从瓜岛撤军，先后３次共撤回１３０９４人。

芳香袭人香妃的迷人故事

; 香妃的故事历来非常迷人。传说她“玉容未近，芳香袭人，即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别有一种奇芳异馥，沁人心脾”。是新疆回部酋长霍集占的王妃，回部叛乱，霍集占被清廷诛杀，将军兆惠将香妃生擒送与乾隆。但香妃心怀“国破家亡，情愿一死”之志，始终不从乾隆，最后被太后赐死。死后，将其运回家乡安葬，故新疆喀什有香妃墓。 　　然而传说再引人入胜，也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真正香妃其实是乾隆四十一位后妃中唯一一位来自维吾尔族的女子，宫中赐号曰“容妃”。乾隆十五年入宫，五十三年寿终正寝，享年五十五岁，葬清东陵的裕陵妃园寝内…… 　　香妃的传说 　　据传闻，乾隆中叶，清军入回疆，定边将军兆惠俘获一回部王妃，此女子天生丽质，更奇的是她身体会散发异香，人称香妃。乾隆帝对她大为倾心，执意纳之为妃，为讨其欢心，特在西宛建造一座宝月楼，供香妃居住，并常亲临探视，希其顺从。然而香妃性格刚烈，誓死不从，并身藏利刃，表示不屈决心，还时常因思念家乡凄然泪下。皇太后得知此事，召见香妃，问她：“你不肯屈志，究竟作何打算？”香妃以“唯死而已”相答，太后说：“那么今日就赐你一死。”香妃顿首拜谢，于是趁乾隆帝单独宿斋宫之际，命人将香妃缢死。太后处死香妃的原因，除了上述为成全其名节外，另有说是太后耽心自己的儿子弘历(即乾隆帝)为香妃所害，还有说由于香妃受乾隆帝宠爱，诸妃妒忌，向太后进谗言，太后听信谗言而加害香妃。香妃死后，乾隆帝悲伤不已，最后以妃礼将其棺椁送往故乡安葬。此说在清末民初流传颇广，出现不少叙述香妃故事的戏曲说唱、小说诗歌，绘声绘色，凄婉动人，使不少人对香妃传闻信以为实。1914年故宫浴德堂展出一幅以《香妃戎装像》为题的清代女子戎装油画像，于是传说更甚。 　　有人指出，有关香妃事迹仅为传说而已，并非历史事实，根本不存在香妃其人。乾隆帝先后有嫔妃四十多人，只有容妃和卓氏来自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回部，一般认为她就是传说中附会的香妃，但实际上容妃并不是被掠进宫的。和卓氏是秉持回教始祖派噶木巴尔的后裔，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九月十五日，属和卓旗。乾隆二十五年(176O)二月，定边将军兆惠平定回部，和卓氏亲属因配合清军作战有功而受封，并到京师定居，和卓氏也随同到京师。后和卓氏被选入宫，乾隆二十七年五月被封为容嫔，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晋升为容妃，时年三十五岁。容妃深得乾隆帝宠爱，曾随乾隆帝东巡、南巡，特允于宫中着本族服装，专配回回厨师。自乾隆五十年起，容妃因病很少于宫中露面，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病故，年五十五岁。史籍与档案中，也未见容妃有体散异香的记载，更无被皇太后赐死的结局。可见，容妃并无传说中香妃的曲折经历，她不是香妃。另外，有史料证明，乾隆帝下令在西苑建宝月楼的目的不是为容妃(或称香妃)，从时间来看，宝月楼建在容妃进京之前，当时乾隆帝怎么知道和卓氏进京并能为己所爱？那幅清代女子戎装像的命名，也是极不可靠的。所以香妃事迹纯属子虚。 　　此外，关于容妃墓的地点，一为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一为河北遵化县东陵。容妃一人怎葬两地？传说当年容妃去世后，其遗体由灵轿运送到喀什噶尔东北郊的伊斯兰墓群下葬，一架“驮轿”还停放墓侧。河北遵化县马兰峪清东陵裕妃园寝中，亦有一座容妃墓。1979年10月被发掘，地宫有两个券堂组成，均为拱券石结构。在金券的宝床上，停放一红漆棺木，棺帮为盗墓人砍开一大洞，棺中已空，棺头正中有数行回文文字，意为“以真主名义……”棺木西侧有一头骨，西北角又有一根八十五厘米长的花白发辫、青缎衬帽、包头青纱等，还有一些龙袍残片和几件织物，织物上织有“江南织造臣成善”、“苏州织造臣四德”等字样， 　　墓中还存有如意、荷包、珍珠、宝石、猫眼石、钻石等。棺头文字表明墓主为伊斯兰教信徒，龙袍和猫眼石等证明其身份为妃子，由花白发辫推断死者为五十五岁左右，织物上“四德”、“成善”皆为乾隆五十三年的织造官，可见这才是真正的容妃墓。

赵普收礼

　　从宋太祖取得政权开始，到平定南方，赵普是主要的谋士，立了不少大功。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大小，都跟赵普商量。　　赵普出身小吏，比起一般文臣来，他的学问差得多。他当上宰相以后，宋太祖劝他读点书。赵普每次回家，就关起房门，从书箱里取书，认真诵读。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总是十分敏快。后来，家里人发现，他的书箱里藏的不过是一部《论语》。于是人们就流传一种说法，说赵普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　　宋太祖信任赵普，赵普也敢于在宋太祖面前坚持自己意见。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个人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的时候，又送上奏章，坚持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这下可触怒了宋太祖。宋太祖把奏章撕成两半，扔在地上。　　赵普趴在地上，不慌不忙地把扯碎的奏章拾起来，放在袖子里。退朝回家以后，赵普把扯碎的奏章粘接起来，过了几天，又带着它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态度这样坚决，只好接受了他的意见。　　再有一次，赵普要提拔一名官员，宋太祖不批准。赵普就像前次一样坚持自己意见。宋太祖说：“我就是不准，你能怎么样？”　　赵普说：“提拔人才，都是为国家着想，陛下怎能凭个人的好恶专断！”　　宋太祖听了，气得脸色变白，一甩袖就往内宫走。赵普紧紧跟在后面。宋太祖进了内宫，赵普站在宫门外不走。　　宫门前的卫士见宰相站在门口不走，只好向宋太祖回报。这时候宋太祖气已经平了，就叫太监通知他，说皇上已经同意他的请求，叫他回家。　　赵普做了十年宰相，权力很大。日子久了，就有人想走他的门路，不时有人给他送礼物来。　　宋太祖经常到赵普家里去，事先也不派人通知。有一次，吴越王钱俶（音ｃｈù）派个使者送信给赵普，还捎带了十坛“海产”。赵普把十坛“海产”放在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正好宋太祖到了。　　宋太祖在厅堂里坐下，看到这十只坛，就问赵普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　　宋太祖笑着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把它打开来看看吧！”　　赵普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一看都傻了眼。原来坛里放的不是什么海产，竟是一块块金子。　　宋太祖向来怕官员接受贿赂，滥用权力，看到这情况。心里窝了一肚子火，脸色也就沉了下来。　　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没有看信，实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　　宋太祖冷冷地说：“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们书生决定的呢。”　　打这以后，宋太祖对赵普就有点猜疑起来；不久，又有官员告发赵普违反禁令，贩运木料。原来，当时朝廷禁止私运秦、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大木。赵普曾经到那里运木料为自己造住宅。他的部下趁机冒用赵普名义，私运一批大木到东京贩卖。这件事牵连到赵普。宋太祖大怒，要治赵普的罪，尽管其他大臣为他说情，宋太祖还是撤了赵普的宰相职位。

请君入瓮

　　武则天在平定徐敬业叛乱之后，决心除掉那些反对她的唐朝宗室和大臣。可是，谁在暗中反对她，用什么办法才能知道呢？　　于是，她就下了一道命令，发动全国告密。不论大小官吏，普通百姓，只要发现有人谋反，都可以直接向她告密。地方官吏遇到有人告密，不许自己查问，一定要替告密的人备好车马，供给上等伙食，派人护送到太后行宫，由武则天亲自召见。如果告密的材料属实，告密人可以马上做官；查下来不符事实，也不追究诬告。　　这样一来，四面八方告密的人当然越来越多了。　　武则天收到许多告密材料，总得有人替她审问。有一个胡族将军索元礼，就是靠告密起家的。武则天派他专门办谋反的案件。索元礼是一个极端残忍的家伙，审问案件，不管有没有证据，先用刑罚逼犯人供出同谋。犯人受不住刑，就胡乱招了一些假口供，这样，他审问一个人就会牵连到几十个几百个人。株连越广，案情就越大。索元礼向太后一汇报，太后直夸他办事能干。　　有些官吏看到索元礼得到太后赏识，就学起索元礼的样儿来。其中最残酷的是周兴和来俊臣。他们每人手下养了几百个流氓，专门干告密的事。只要他们认为谁有谋反嫌疑，就派人同时在几个地方告密，捏造了许多证据。更奇怪的是，来俊臣还专门编了一本《告密罗织经》，传授怎样罗织罪状的手段。　　周兴、来俊臣办起案来，比索元礼还要残忍。他们想出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刑罚，名目繁多，花样百出。他们抓到人，先把各种刑具在“犯人”面前一放，“犯人”一看，就被迫招认了。　　周兴、索元礼前前后后一共杀了几千人，来俊臣毁了一千多家，他们的残酷就出了名。　　有个正直的大臣对太后说：“现在下面告发的谋反案件，多数是冤案、假案，也许有人阴谋离间陛下和大臣之间的关系，陛下可不能不慎重啊！”　　可是，武则天不愿听这种劝告。告密的风气越来越盛，连她的亲信、掌管禁军的大将军丘神勣，也被人告发谋反，被武则天下令杀了。　　有一天，太后接到告密信，说周兴跟已经处死的丘神勣同谋。太后一听，大吃一惊，立刻下密旨给来俊臣，叫他负责审理这个案件。　　说巧也巧。太监把太后的密旨送到来俊臣家，来俊臣正跟周兴在一起，边喝酒，边议论案件。来俊臣看完武则天密旨，不动声色，把密旨往袖子里一放，仍旧回过头来跟周兴谈话。　　来俊臣说：“最近抓了一批犯人，大多不肯老实招供，您看该怎么办？”　　周兴捻着胡须，微微笑着说：“这还不容易！我最近就想出一个新办法，拿一个大瓮（音ｗèｎｇ）放在炭火上。谁不肯招认，就把他放在大瓮里烤。还怕他不招？”　　来俊臣听了，连连称赞说：“好办法，好办法。”他一面说，一面就叫公差去搬一只大瓮和一盆炭火到大厅里来，把瓮放在火盆上。盆里炭火熊熊，烤得整个厅堂的人禁不住流汗。　　周兴正在奇怪，来俊臣站起来，拉长了脸说：“接太后密旨，有人告发周兄谋反。你如果不老实招供，只好请你进这个瓮了。”　　周兴一听，吓得魂飞天外。来俊臣的手段，他是最清楚的。他连忙跪在地上，像捣蒜一样磕响头求饶，表示愿意招认。来俊臣根据周兴的口供，定了他死罪，上报太后。　　武则天想，周兴毕竟为她干了不少事；再说，周兴是不是真的谋反，她也有点怀疑，就赦免了周兴的死罪，把他革职流放到岭南（在今广东、广西一带）去。　　周兴干的坏事多，冤家也多，到了半路上，就被人暗杀了。后来，武则天发现索元礼害人太多，民愤很大，就借个因头，把他杀了。　　留下的一个来俊臣，仍旧得到武则天的信任，继续干了五、六年诬陷杀人的事，前前后后不知道杀害了多少官吏百姓，连宰相狄仁杰也曾经被他诬告谋反，关进牢监，差一点被他整死。　　来俊臣的胃口越来越大，他想独掌朝廷大权，嫌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和女儿太平公主势力大，索性告到他们身上去了。这些人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们先发制人，把来俊臣平时诬陷好人、滥施刑罚的老底全都揭了出来，并且把来俊臣抓起来，判他死罪。武则天还想庇护他，一看反对来俊臣的人不少，只好批准把他处死。　　来俊臣被处死刑那天，人人称快。大家互相祝贺，说：　　“从现在起，夜里可以安心睡觉了。”

江青为女择婿记

; 1965年夏，李讷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一名普通编辑。“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李讷也卷入了这个政治漩涡，她在军报带头“造反”。不久，《解放军报》全面改组，才27岁的李讷当上了军报总编辑。 ; 江青想为李讷物色一位理想的对象，可是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希望子女不要找高干子弟做对象。江青反复物色以后，终于把目光投向了张永生。 ; 张永生红极一时 ; 张永生何许人也？浙江美术学院的学生。“文革”初期，他是浙江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在夺权的过程中，又成为浙江省最大的“造反”组织“省联总”的负责人；夺权以后，当上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小伙子20多岁年纪，出身很好。 ;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把浙江的两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张永生代表“省联总”出席会议，当着江青的面侃侃而谈，给江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张永生就自然地进入了江青择婿的视野。 ; 在钓鱼台受宠若惊 ; 1968年，张永生在北京汇报情况时，被接到钓鱼台江青的客厅里，但是没有马上见到江青。原来，经过江青的精心安排，在接见之前，先让李讷出来很自然地和张永生见了面，两人作了初次交谈。 ; 两个年轻人会面以后，江青再出来单独接见张永生，垂询再三，其中的特殊含义，不言自明。 ; 张永生感到受宠若惊。过了几个月，在上海的张春桥接到江青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要他把张永生召到上海当面详谈一次，把张永生的近况了解清楚，直接向她汇报。 ; 张永生来到上海后，张春桥绝口不提把张永生请来的真实意图，只是声称中央很关心浙江的形势，所以委托他直接了解一下情况。 ; 提到浙江的形势，张永生的话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水一样，滔滔不绝。原来，由于他处处“唯我独革”，排斥他人，自行其是，与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紧张。张春桥清楚地意识到:张永生恐怕连浙江的造反领袖都当不下去，还想当江青的女婿吗？张永生走了以后，张春桥连夜整理了和张永生的谈话材料，密报江青。 ; 此后一段时期，浙江的形势一直不很稳定，张永生的错误也暴露得越来越严重(“文革”以后张永生被捕，判处无期徒刑)，江青也不再把择婿的目光投向张永生了。 ; 在井冈山坠入爱河 ; 197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江西省进贤县办起了“五·七”干校，年过三十的李讷，随着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一起下放到江西干校。女大当婚，毛泽东的意向很明确，他对李讷讲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 ; 李讷在井冈山下的干校劳动期间，有一个比她小几岁的男青年小徐，闯入了她的生活。小徐是工农家庭出身，本人是中央办公厅北戴河管理处所属的内部招待所的服务员，政治上绝对可靠。小徐虽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长得眉清目秀，性格开朗，待人热情。李讷按照爸爸的嘱咐，打定主意在下面找一个自己合意的人，现在遇到了小徐，双方产生感情，坠入了爱河。 ; 毛泽东批示”同意” ; 事情传到江青那里，江青表示坚决反对。但李讷也固执己见。后来李讷索性直接找毛泽东，要求批准她和小徐结婚。豁达大度的毛泽东尊重女儿的自由选择，江青也无法再推翻，于是，李讷和小徐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一年以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 ; 新矛盾导致离异 ; 当李讷和丈夫小徐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彼此的隔膜和矛盾逐渐加深，家庭开始出现不和。最后，双方办了离婚手续。 ; 1973年，经过组织上的安排，李讷担任了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但李讷因为婚姻失败，精神受到刺激，身体一直不好，无法到任坚持工作。 ; 1984年，经过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和他的妻子、李讷小时候的保育员韩桂馨介绍，李讷和王景清进行了交往，从彼此相知到相互慰藉，建立了新的家庭。

揭密黄埔往事

; 史学界对黄埔军校的研究一直十分重视，本文就近年黄埔军校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做些综述，以纪念黄埔军校建立80周年。; 黄埔军校创办的背景　　孙中山为什么要创办黄埔军校？学者们大多认为，这是孙中山总结吸取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所做出的重大决策。　　王宗荣、王素梅指出，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是拉拢、依靠一派军阀去攻打另一派军阀，最终充当了骄兵悍将争夺地盘的工具”，这使他“深感必须有自己的军队才有出路”。　　赵耀宏、郝琦认为，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是断无成就的，在建军问题上非寻找新的道路不可”。　　方义洁、张栋梁认为：“苏俄革命的成功，也是促使孙中山创建军校的一个重要因素”。　　黄埔军校的创办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王宗荣、王素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共对黄埔军校酝酿和筹备工作的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孙中山，中国共产党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绝望之际，中国共产党给予他热情的支持；孙中山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共产党人积极参加”。谈方认为：“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努力”，“是军校创建的主要动力和根本支柱”。　　蒋介石与黄埔军校　　蒋介石为何能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刘翠英认为，蒋对孙“表现得很忠诚，又学过军事，有一定才能，当时只有30出头，可说年轻有为，因此就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虞宝棠指出，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是多种因素的组合，造成了这一历史的必然”。首先是国民党内缺乏军事人才，其次是蒋介石“毛遂自荐”，要求出使苏俄，从而促使孙中山做出了这一决定。丘挺、郭晓春则指出：“关于校长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潜，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但是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又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并派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孙中山才在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　　对蒋介石的黄埔治军思想与实践，学者也进行了探讨。季云飞指出：“蒋介石此时期治军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治军思想，兼容苏俄红军的治军原则”，其主要体现在“分别编制，勤以训练，厚以教养，严以军纪，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五个方面。韩胜朝认为，蒋介石的治军思想“从客观效果上讲，对军校及军中良好作风的形成，对军队政治素质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他的特殊职位极力推行曾国藩、胡林翼那套封建主义、旧式军阀思想与方法”。　　周恩来与黄埔军校　　学者们普遍认为，周恩来作为政治部主任，为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创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建立健全政治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宋桂林指出：“周恩来一到任，马上就对原来班子进行整顿，增设组织机构”，并从黄埔一期毕业生中选调优秀共产党员任职，以保证政治部工作正常运转。王宗荣、王素梅指出，周恩来还“制定了服务细则，明确了政治工作宗旨，规定了各级领导的权力范围和工作职责”。其次，重订政治教育计划，提高政治教育分量，丰富政治教学内容。陈伙成、王建强认为，周恩来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确定政治教学课目，制定政治教学计划”；“二是扩大名人来校作政治演讲的范围和内容，并举办师生政治讨论会”；“三是组织政治部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营造浓厚的进步的政治氛围”。第三，指导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加强和扩大中共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陈答才指出：“周恩来到职后，重视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党组织发展迅速”。第四，把政治教育同实地作战相结合，开展战时政治工作。金冲及认为，周恩来对黄埔学生官兵所进行的战时政治工作成效显著，包括“要求军队保持严明的纪律”，“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等。总之，学者们认为：“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苏联、共产国际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创办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建议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刘翠英指出：“最初考虑把军校设在苏境内，后来决定由苏方派出军事顾问，在中国境内建立”。在蒋介石访苏期间，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创办军校问题，并让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廖仲恺等人负责筹办。谈方指出，国民党一大闭幕后，鲍罗廷随即将首批苏联军事顾问推荐给孙中山，“帮助设计”黄埔军校。随后，苏联又应孙中山要求，先后向广州派了几十名顾问。当时，“苏联顾问的活动中心就是创建黄埔军校，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创建军校做出了贡献”。黄埔军校的发展也离不开苏联的大力帮助。王强指出：“黄埔军校宣告成立后，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在这关键时刻，苏联给了黄埔军校以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援，帮助黄埔军校渡过难关”。据统计，除派遣军事顾问外，苏联为军校提供了250万卢布的开办经费，并“先后6次为军校运来了大批的枪炮弹药，计有步枪51000枝，子弹57400万发，机枪1090挺”等，“从根本上保证了军校之训练、建军及其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　　苏联对黄埔军校的影响是巨大的。唐正香认为：“黄埔军校深受苏联红军影响，无论是编制体制还是军事教育训练，都深深地打上了苏军的烙印”。王强认为，黄埔军校显著的教育成绩，“是与苏联顾问在教学实践中的帮助分不开的”。“他们帮助制订教学计划，提供苏联红军最新资料，重订各科教程，在教学中亲自示范和教练”，“为军校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提供了保障”。　　在政治方面，王强指出：“黄埔军校突出政治教育的特征，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从黄埔军校开设的政治课中，也可看出深受苏联的影响。在苏联顾问的直接参与下，军校开办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员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员灌输马列主义思想”。　　黄埔军校毕业生　　黄埔军校毕业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历来备受人们关注，尤其是在国共合作期间招收的前六期学生，更是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据周兴统计，黄埔军校“在首次国共合作期间共招收六期学生，其中的前五期毕业计7399人”，“其第六期学员4400多人于1926年7月至10月分批入校，经历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分人离校各奔前程，到1929年2月毕业时仅剩下718人”。刘红指出：“在国民党军界中只有前六期最有地位和影响”，但“在前六期内也讲究资历，前后期之间界限分明，高一期压死人，低一期自甘屈就”。这使学者对黄埔一期又给予了特别关注。赵金康对黄埔一期学生的生源、家庭状况、文化程度、入校年龄、宗教信仰等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黄埔一期“学员分布广，利于他们互相交流学习和取长补短”；学员出身各种家庭，但“以来自农民家庭的学员居多”；“学员所具备的中等以上文化程度，便于他们接受新知识”；年龄大多“在19到25岁之间，处在受教育的良好阶段”；“大多数学生无宗教信仰，为三民主义迅速成为他们的理想提供了有利条件”。曾庆榴则进一步对黄埔一期师生中的中共党员人数和特点作了考订和分析，认为学员中有中共党员88人，教职员中有中共党员15人。他们“多是不同凡响的人物”，这主要体现在：入党时间比较早，有的还是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文化程度比较高，最低是中等以上学历；阅历十分丰富，多数是各地革命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军事基础比较好，一些人曾从事过军事工作。这批共产党员经过在黄埔军校的学习和磨练，后来大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黄埔军校与中国革命　　黄埔军校曾是中国革命军队的摇篮，黄埔出身的国共将士在两次国共合作期间，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赵耀宏、郝琦指出：“黄埔军校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也宣传和传播了革命思想，支持和推动了工农运动”。周兴指出：“黄埔师生出身的国共两党将士在东征、北伐和抗战中的出色表现，共同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一起建树了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历史丰碑”。　　黄埔军校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实践的开端，为人民军队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并准备了干部。陈伙成、王建强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几年，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通过参加创办黄埔军校，开始懂得了军事的重要”。周兴指出：“军校师生中的共产党员成为当时中共掌握部分国民革命军，及其此后创建人民军队——工农红军、八路军与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的中坚骨干力量。他们为人民武装的肇创、发展和壮大，建树了不朽功勋”。此外，还有众多的黄埔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陈伙成、王建强指出：“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跟着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的黄埔师生约有3000余人，他们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重大的武装起义”，“为革命战争的发生发展，为红军和苏区的建设，为白区斗争的开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黄埔精神的内涵　　黄埔军校培育的黄埔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何为黄埔精神？卢宁认为：“简而言之，就是为主义而英勇奋斗的精神”。陈伙成认为，就是“孙中山倡导的‘忍苦耐劳、努力奋发’的学习精神；‘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民众利益‘不要身家性命’的牺牲精神；主动活泼的富于进攻的战斗精神。后来人们把这些精神誉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蔡宏俊认为：“黄埔精神是一个以中华传统武德为基础，以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为主体，以大同理想为核心的思想系统。它不仅具有丰富的武德内涵和独特的武德规范，而且充满着道德悟性和人生智慧。它是一座既有人格魅力又有思想魅力的精神宝库。王宗荣、王素梅认为：“发扬革命的黄埔精神，深化我国军事文化研究和弘扬黄埔精神，汲取国共合作与分裂的经验教训，对于促进祖国的统一，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陈伙成、王建强则通过考察黄埔同学会的历史指出，抗战时期的延安黄埔同学分会以“团结抗日救国”为职责，新时期的黄埔同学会以“致力振兴中华，促进祖国统一”为己任。由此可见，“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长期斗争中，党始终不渝地弘扬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研究存在的不足　　目前，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还仅仅局限于1924—1927年国共合作期间的黄埔军校，而对此后黄埔军校的发展演变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对其在各地所办分校更是鲜有研究。因此，我们应该扩大研究领域，开阔研究视野，将整个黄埔军校的历史纳入研究范围。此外，我们还应关注现实的黄埔同学会的研究，将其与黄埔军校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架设一座联系的桥梁，从而使历史更好地服务于现实。

雍正惩贪的办法

; 雍正一朝无官不清 　　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国库空虚，关系匪浅，新皇帝岂能坐视？　　然而钱粮的亏空，又不简单地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各地亏空的钱粮到哪里去了？雍正看得很清楚：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渔利，而户部的银子，则被皇帝和权贵们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下“借”走了(其实也就是侵吞)。这么多人来挖国家的墙角，国库还有不亏空的道理？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贪污 、挪用、借支公款，又确有其“不得已”处。因为清从明制，官员俸禄极低。正 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这点俸银，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和礼聘幕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 ，明清两代吏治的腐败，是给逼出来的。 　　由此可见，亏空关系到吏治，吏治又关系到体制，这是一个连环套。这个连环套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含糊不得。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吏治不能不抓。两件事既然都与制度有关，则制度也不能不改。雍正把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因此，清理亏空这件事，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体制的改革。不过，事情还得从清理 亏空做起。它是最好的突破口，也是当务之急。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二月十叁日，即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 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留下的 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一旦无功而返，或半途而废，不但雍正自己身败名裂，国本也可能为之动摇。因此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然而雍正信心十足。 　　雍正的自信是有道理的。他确实不是糊涂皇帝，更不是纨袴阿哥。而且，与乃父康熙皇帝相比，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洞悉下情。各级骨什么鬼心眼，小动作， 官场上又有哪些流习和积弊，他都一清二楚。他深知，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向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没有不打折扣的。清查亏空牵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我的对策是：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 这一下，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行。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来，被弹劾罢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 此严重，贪墨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能是叁种情况：要么是昏官 ，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护主义”。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即使他们手脚干净，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力。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中，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可惜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一是各省向户部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时，户部要收“部费”，也就是现在说的“好处费”、“茶水费”。没有“部费”的，哪怕是正常的开支，亦无手续或计算方面的问题，户部也不准奏销，甚至拒收税款。相反，如果有“部费”，即使是浪费亏空上百万，也一笔勾销。二是各部院动用钱粮，都是自用自销，根本无人监督。这也是多年积弊，古已有之的。比如海瑞当应天巡抚时，上缴国库的税银就因为没有“部费”而被户部拒收。海瑞的办法，是写信给户部长官，质问他们是为公还是为私。户部知道海瑞惹不起，这才收了税银。　　海瑞是个地方官，当然只好如此。雍正是帝国元首，岂能容忍部院官员如此贪墨？但他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做思想工作也是没有用的，甚至杀一儆百也是不管用的，惟一的办法是改革制度。于是，就有了会考府这个中央集权的审计机关。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部院长官既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万的亏空全部赖掉，也成了不可能的事。墨吏们掩饰亏空应付检查的主要方法，无非是这叁种：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这叁条退路都被雍正堵死，他们也只好认账。但他们还有一个手腕，就是把贪污说成是挪用。这是避重就轻之法。我们知道，钱粮的亏空，原来有两个原因，即贪污和挪用。虽然都犯了王法，但贪污罪重，挪用罪轻。何况，挪用有时还是因公，比如紧急救灾、临时招待、应付上司等，属“情有可原”。而历朝历代的做法，都是先查贪污，后查挪用，这就给贪官留了空子。雍正对这一弊端了如指掌。他说：“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实”，是贪官污吏的一贯伎俩。如果“万难掩饰”，便把数额多的说成是挪用，数额少的说成是贪污，“为之脱其重罪”。结果，是“劣员无所畏惧，平时任意侵欺，预料将来被参(举报)，亦不过以挪移结案，不致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多矣 ”。 　　雍正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现在雍正便可以“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叁种：一罢官，二索赔，叁抄家 。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不能让贪官污吏分文 　　不损，平民百姓加重负担。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至于这些官员们是怎样好不容易熬到那个官位的，雍正可不管。他的观点是：“朕岂有惜此一贪吏之理乎？” 　　索赔也不含糊。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亏了国库，岂有不赔之理？雍正下令，清查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决不宽贷。比如户部查出亏空白银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一百五十万两，另外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偿还。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允□因为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发和百姓代为清偿的，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至于士民代赔，更是混账。无非一是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想留下那贪官继续执政； 　　二是 流氓恶棍趁机敛财，借替长官还债为名敲诈百姓。因此雍正明令不准。他的板子 ，必须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的屁股上这就不但要追赔，还要抄家。元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 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 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 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 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亲胡)。 看来，赃官们真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惜，在雍正时代，他们连“死路一条”都没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 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 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人一死，再大的不是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 ，也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 有侥幸心理。 　　不错，反腐败连死人都不放过，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表面上看起来是狠了一点。但在贪墨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一个狠心，就刹不住贪污腐败之风。事 实证明，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 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 　　我们真的要向这位满族皇帝致敬了！一件向来都虎头蛇尾的事，竟被他做得大获全胜，干净彻底。

郭子仪单骑退回纥

　　郭子仪手下有一名大将叫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中立过战功。他不满意唐王朝对他的待遇，发动叛变，派人跟回纥和吐蕃联络，欺骗他们说，郭子仪已经被宦官鱼朝恩杀害，要他们联合反对唐朝。　　公元７６５年，仆固怀恩带引回纥、吐蕃几十万大军进攻长安。仆固怀恩到了半途上，得急病死了。回纥和吐蕃大军继续进攻，唐军抵抗不住，回纥、吐蕃联军一直打到长安北边的泾阳（今陕西泾阳），长安也受到威胁。　　唐代宗和朝廷上下都震动了。宦官鱼朝恩劝代宗再一次逃出长安。由于大臣反对，才没有逃走。大家都认为，要打退回纥、吐蕃，只有指望郭子仪。　　那时候，郭子仪正在泾阳驻守，手下没有多少兵力。他一面吩咐将士构筑防御工事，不许跟敌人交战。一面派探子去侦察敌军的情况。　　根据侦察到的情况，回纥和吐蕃两支大军虽说是联军，但是也在闹不团结。他们本来是仆固怀恩引进来的，仆固怀恩一死。谁也不愿听谁的指挥，两股力量捏不到一块儿去。　　郭子仪知道这个情况，决定采取分化敌人的办法。回纥的将领过去跟郭子仪一起打过安史叛军，有点老关系。郭子仪就决定先把回纥将领拉过来。　　当天晚上，郭子仪派他的部将李光瓒偷偷地到了回纥的大营，去见回纥都督药葛罗。　　李光瓒跟药葛罗说：“郭令公派我来问你，回纥本来和唐朝友好，为什么要听坏人的话，来进攻我们呢？”　　药葛罗奇怪地说：“郭令公还活着？听说郭令公早已被杀，你别骗人了。”　　李光瓒告诉药葛罗，郭令公现在就在泾阳。但是回纥将领说什么也不相信。他们说：要是郭令公真在这里，那就请他亲自来见个面。　　李光瓒回到唐营，把回纥人的怀疑向郭子仪回报了。郭子仪说：“既然这样，我就自己去走一趟，也许能劝说回纥退兵。”　　将领们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但是又认为让元帅亲自到敌营去太冒险。有人提出，派五百个精锐的骑兵跟郭子仪一起去，万一回纥人动起手来，也有人保护。　　郭子仪说：“不行！带了这样多兵去，反而会坏事。我只要几个人陪我一起去就可以了。”　　说着，就命令兵士给他牵过战马来。　　郭晞上前拦住他的马说：“您老人家现在是国家元帅，怎么能这样到虎口去冒险呢。”　　郭子仪说：“现在敌人兵多，我们兵少，要真的打起来，不但我们父子两人生命难保，国家也要遭难。我这回去，如果和他们谈判成功，那就是国家的幸运；即使我有什么三长两短，还有你们在嘛！”　　说着，他跳上了马，扬起鞭子把郭晞拦马的手打了一下。　　郭晞一缩手，马就撒开蹄子跑了。　　郭子仪带着几个随从兵士，骑马出了城，向回纥营的方向走去。兵士们一面走，一面叫喊：“郭令公来了！”“郭令公来了！”　　回纥兵士远远望见有几个人骑马过来，又隐约地听见兵士的吆喝声，连忙报告药葛罗。药葛罗和回纥将领们大吃一惊，命令兵士摆开阵势，拈弓搭箭，准备迎战。　　郭子仪带着随从兵士到了阵前，他们摘下头盔，卸掉铁甲，把枪扔在地上，拉紧马缰，缓缓向回纥营靠近。　　药葛罗和将领们目不转睛望着来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啊，真是令公他老人家！”说着，大伙一起翻身下马，围住郭子仪下拜行礼。　　郭子仪跳下马来，走上去握住药葛罗的手，和气地对他说：“你们回纥人曾经给唐朝立过大功，唐朝待你们也不错，为什么要帮助仆固怀恩闹叛乱呢。我今天到这儿来，就为了劝你们悬崖勒马。我现在是单身到这儿，准备被你们杀掉，但是我的将士会跟你们拼命的。”　　药葛罗很抱歉地说：“令公别这样说。我们受了仆固怀恩的骗，以为皇帝和令公都已经死去，中原没有主人，才跟着他上这里来。现在知道令公还在，哪会同您打仗呢？郭子仪说：“吐蕃和唐朝是亲戚关系，现在也来侵犯我们，掠夺我们百姓财物，实在太不应该啦！我们决心要回击他们。　　如果你们能帮我们打退吐蕃，对你们也有好处。”　　药葛罗听了郭子仪的话，连连点头说：“我们一定替令公出力，将功补过。”　　郭子仪和药葛罗正在谈话的时候，两边回纥将士听着听着，慢慢都围了拢来。郭子仪的随从一看回纥兵靠近，有点紧张起来，也挨到郭子仪身边，想保护他。　　郭子仪挥了挥手，叫随从让开，接着就叫药葛罗派人拿酒来。药葛罗的左右送上酒，郭子仪先端起一杯，把酒洒在地上，起誓说：“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两军将领万岁！打现在起，谁要违反盟约，叫他死在阵上！”　　药葛罗也跟着郭子仪起了誓，洒了酒。双方订立了盟约。　　郭子仪单骑访回纥营的消息，传到吐蕃营里，吐蕃的将领们害怕唐军和回纥联合起来袭击他们，连夜带着大军撤走了。

奇妙的结婚钻戒演变史

; 相赠戒指是一种传统的表达爱的方式。钻石戒指因为象征着坚贞不渝，自15世纪以来便成为人们结婚戒指的理想选择。随时代的演变，结婚钻戒的款式像一阵阵爱之浪潮，不断推陈出新，款式更加精彩。结婚钻戒对女性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一览奇妙的结婚钻戒演变史，可以窥得不同时代女性的风采。 　　第一个佩戴钻饰的女性 　　很多年前女性是被禁止使用钻石的。在13世纪法国皇帝圣路易斯曾禁止妇女佩戴钻石饰物，他认为只有圣母玛利亚才有资格佩戴，钻石的珍贵由此可见一斑。到15世纪中时这条规定才被一个叫做雅丽丝的平民女子所打破。她既不是皇室成员又不是贵族出身，但却使法王查理七世倾倒，令她地位超然，漠视法令。从此以后钻石不再是特权阶级所独享了。 　　1477年，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一世在与法国勃艮地的玛丽公主定亲前，接到公主的一封来信，内文写道：定亲之日，公主必须戴上镶有钻石的指环。由此，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第一枚结婚钻戒就此戴在了玛丽的手指上。钻石戒指从此成为情侣们忠贞爱情的至高信物。 　　当代的情侣衫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一对情侣的左边衣袖用相同布料做成，是中世纪传统爱情的象征。另一古老习俗就是两人佩戴的珠宝头圈。 　　中古后期为摆脱单调的镶制法，工匠开始把浪漫的意念引入钻戒设计上。他们采用了拱型的钻石，加以精巧的镶工，做出更别致的设计，如蔷薇形雕饰，英文字母，或象征处女的百合花纹章。 　　更有甚者把爱情诗刻在戒环内。这些爱的蜜语饰以阳光下的玫瑰，在闪耀的珐琅上更显醒目。16世纪嫁与英王享利八世为妻的安，在她的婚戒上刻着：“神把我差遣给您。”“爱人”一词被发现刻于一只公元前400年希腊的订婚戒指上。 　　多变设计始于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的曙光照耀着欧洲，艺术家们突破禁欲主义的束缚，开创了注重人性的新艺术，宫殿建筑比教学更受到重视，圆拱顶，彩色玻璃窗，建筑更接近人的生活。服装以意大利为代表具有开放、明朗、优雅的风格。男装雄大，女装浑圆。天鹅绒、织锦缎和织进金银线的华贵面料备受青睐。女装是在腰部有接缝的连衣裙，领口呈V型，胸口袒露很多。 　　与此相应，16世纪金匠的工艺再创高峰，他们创造了一种新颖的双环婚戒，可分可合，正象征了婚姻合二为一的意义。有人在指环上刻上：“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1525年，马丁路德和加德林波娜结婚时，就是佩戴这种双环戒指。 　　除了感生的象征外，钻石还被用作书写工具。一枚镶上尖锐钻石的戒指在玻璃上书写的奇想尤其受到欢迎。伊丽莎白一世就曾经在玻璃窗上以文字和著名诗人兼政治家饶列互诉衷情。饶列说：“我乐于接受提升，但亦害怕跌倒。”伊丽莎白复：“倘若心有所惧，干脆不要提升。 　　17世纪女士社交良伴 　　17世纪的艺术风格称为巴洛克风格，其特点是气势雄伟，生气勃勃，擅长表现各种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无穷感。女装表现为流动的衣褶、变幻的线条、缎带、花边、刺绣、饰纽等多种装饰令人目不暇接，领口坦胸露乳，裙子至少要两条重叠穿用，长长垂至地面。这给珠宝设计提供了足够的想像空间。 　　与此同时，戒指的款式又有新的变化。有形状如燃着火的心，插着爱神之箭，双环戒指也多了一层浪漫的象征，以紧握的双手来代表信心。 　　结婚戒指多戴于大拇指。但在婚礼上，人们仍按传统戴在无名指上。在戒指上题诗依旧盛行，人们费了不少心思来构思诗的内容。比如：“爱那一位送你这枚戒指人，因当你青春不再时，他仍愿吻你。” 　　为了满足人们对闪光的追求，打磨的技术再度改进。工匠把钻石镶制在银上，以衬托其雪白光芒。 　　由于在巴西发现了钻石，使钻石的供应突然增加，钻饰也成了珠宝商的生产主线。同时，经过改良的烛光灯饰使更多的社交活动可以在晚间举行。而闪烁生光的钻石亦能以最佳的姿态出现。钻石成为女士社交的良伴。 　　女性钻饰尽显风流 　　18世纪的艺术风格称为洛可可风格，洛可可样式集中在女服上。这个时代，女性是沙龙的中心，是男性观赏和追求的“艺术品”。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女性外在美的重要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女人用紧身胸衣勒细自己的腰，用裙撑增大下半身的体积。 　　18世纪中叶，繁复花巧的装饰成为时尚，因此影响钻饰的设计。心型的主题林林总总，用无色和有色的钻石镶成，有用箭贯穿的，有两心相连的，有加冠的，也有用爱人的绳结相连的。女子发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发髻，并配有各种装饰物。女性钻饰尽显风流。 　　18世纪的情侣认为钻石是永恒的象征，而灯心草戒指的祝愿的结合稍纵即逝。 　　18世纪，切割工艺和镶制工艺的进一步提高使钻石的光芒更加璀粲。爱的题诗已被挪到戒环外部，以表达幸福美满的心态，而不再仅是以前肃穆的情感。1815年，安娜贝纳米宾和诗人拜伦结婚时，选择了“无惧”两个字刻在婚戒的外部。 　　多情不是女人所独有的。伟大的辞典编辑人约翰博士在妻子死后，把她的结婚戒指放在一个盒子里，上面刻着：“哀哉！伊莉莎约翰逊，1736年7月9日结婚，1752年3月17日辞世。 　　新浪潮艺术装扮新女性 　　19世纪初期的焦点，尽在女性身上，她们端庄，重打扮，又娇弱，使人尊崇，完全被置于崇高的地位。珠宝方面也配合了这种理想化的身份，既美丽动人，婉约温柔，又多愁善感。如肖像戒指把爱人的肖像精细地绘在上面，也有把爱人或儿女的秀发珍藏在项链、胸针和戒指内。 　　1841年诗人白朗宁夫妇结婚时，采用的是一枚皇冠心形钻戒。罗伯特。白朗宁题诗一首：“套在她手上的指环，胜过了他的才华，那惊人的才华，象征了一段伟大罕有的婚姻。在地上，他才华卓越，在天上，他与新娘的心灵合二为一”。 　　19世纪的珠宝设计突飞猛进，初期趋向于精致而富于幻想。60年代，处于崇高地位的温驯女性不再高不可攀。她们一改往日形象，对投票表决、教育及新形式的自由发生兴趣。当时一般新的设计潮流，也就是我们现在称的“新浪潮艺术”兴起，其特点是活泼化，生活化，出现许多花鸟植物等自然界女性象征的图腾，不讲究完美的对称，但务求线条柔美，深受当时自主意识逐渐抬头的女性欢迎。 　　珠宝设计也顺应潮流，崇尚大颗钻石，尽显创意与自信。1970年非洲发现钻矿。瞬息间，原先象征身份的钻石亦普及大众。越来越多的年轻爱侣选择钻戒作为订婚戒，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单粒钻石，或碎钻镶成的钻戒。 　　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 　　20世纪的女性穿着从强调女性身体线条的紧身衣中解脱出来，许多比较男性化，强调简便，符合功能需求的裙装受到广泛欢迎。因着装的变化而钻饰设计界兴起另一设计概念，那就是“装饰艺术”Art Deco。 　　Art Deco的设计风格和当时的时装走向是完全一致的。几何形的利落线条，长长的项链及耳环，与服装的垂吊感完全吻合。宽松的线条并未使当时的女性失去任何女人味，反而是在无意之间增加了慵懒的韵味。 　　好莱坞的兴起又给了珠宝设计界一片宽广的舞台。50年代玛丽莲。梦露唱红了《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女人们在二战时期所失去的装扮乐趣，再度回到了主流社会。优雅的气质，女性化的线条，再次成为女人美丽的标准。而几个重要事件也让高级珠宝设计界再度生龙活虎起来。像伊莉莎白二世登基戴的钻石皇冠，葛丽斯。凯丽和摩洛哥雷尼尔亲王婚礼上的钻石婚戒，伊莉莎白。泰勒和著名女高音卡拉斯对钻石的情有独钟，都可以让50年代成为本世纪最炫目的钻石年代。　　20世纪，新的切割技术及用料，如铂金的出现，为钻石塑造了新的形象。设计家富于想像力的技巧，提供了优美、新颖的设计方法，为情侣们带来了浪漫的钻饰。潮流不断改变，钻石地位始终如一，无可替代。从几百年的结婚钻戒演变史中我们看到，结婚钻戒仍然是各个时期新人最梦寐以求的爱情信物。
　　

为何锯掉故宫门槛？

; 到故宫参观时，细心的游客会发现，内廷里不少宫门的门槛被锯掉了，使人感到出入很方便，而那些被锯下的门槛有的被放置在大门后面的汉白玉石座上，有的被包上一层铜皮，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辛亥革命之后，宣统皇帝溥仪被迫退了位，但却仍然居住在紫禁城的后三宫里。在这个小朝廷内，那些遗老遗少们对他依然是以“万岁”、“陛下”相称，他还是以龙袍补褂加身，大臣、太监、宫女见了他还是叩头请安。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宣统小皇帝也逐渐受到一些西方思想的影响，开始接受不少新鲜的事物。他在宫里第一个亲自动手剪掉了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接着在寝宫里安装上了电话，还请了位洋文老师学起了英文。　　为了拍溥仪的马屁，有位老臣从洋人那儿弄来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送给了他。溥仪一见就喜欢上了，没过几天就学会了骑车，并在内廷里转悠开了，他觉得骑着这个洋玩意儿挺有意思。这车不但跑得快，还十分灵巧，有时还带上婉容一起玩，没过几天婉容也学会了骑车。可一辆自行车让谁骑不让谁骑呀？于是溥仪传下一旨，再买几辆新车进宫。过了十几天，几辆崭新的自行车就被送进宫来。溥仪和婉容对这些新车是倍加喜爱，还专门在御花园内东南角的绛雪轩里设了个车库，并由两个小太监专门看管，从此溥仪和婉容经常在宫里骑着自行车玩。　　可他们骑了几天，就觉得烦了，不为别的，就因为这宫里的门太多，每过一道门槛，都要下来，搬着车过去，实在太麻烦了。于是他又传下旨意，让太监们把那些碍事的门槛都锯了。这圣旨一下，那些清廷遗老们就连连摇头：这可万万使不得，锯掉门槛可是大不吉利，那老祖宗留下的好风水就被破了。可溥仪不管那一套，非锯不可。遗老们一见实在拦不住他，就连忙秉报隆裕皇太后，让她拦阻溥仪，千万别锯了那些门槛。　　隆裕皇太后一听溥仪要锯这宫里的门槛，非常生气，马上叫人把溥仪找来，厉声训斥道：“我看你太不懂事了，那宫廷里的门槛是老祖宗留下的，好几百年了，绝不能锯掉一根，虽然现在是民国了，但先朝的规矩不能破，你年纪也不小了，还指望你恢复大清，重整旗鼓哪，可你却先要自毁宫门，成何体统？”溥仪虽然点头应着不锯门槛了，但心里却是很不乐意。　　过了些日子，溥仪实在觉得那些门槛还是太碍事了，进进出出都要把那自行车搬来搬去，于是又起了锯门槛之心。　　说来也巧，这些日子隆裕皇太后正大病不起，溥仪便想来个“先斩后奏”，背着隆裕皇太后把那些碍事的门槛锯了再说。于是将两个亲信太监传进寝宫，立即传下一旨：五天之内把那些碍事的门槛全锯了。这两个太监一听，连忙跪在地上：“万岁，没老太后的旨意，奴才实在不敢锯！”“朕是皇上，难道你们想抗旨吗？”“不敢，不敢，奴才就去！”两个太监哆哆嗦嗦从地上爬起来，出了宫门，可没走几步又回来了，接着又跪在了地上：“万岁，奴才不知从何处锯起，还请万岁明指！”溥仪想了想，自己住在养心殿，常在后三宫一带骑车玩耍，而自行车库又在御花园内东南角的绛雪轩里，便说道：“就从那御花园入口处的顺贞门东侧的门槛锯起，往南经集福门，过琼苑西门、长康右门，然后是西一长街的近光右门和内右门，全给朕锯了。然后再锯乾清门西边的隆宗门和东边的景运门，接着锯内左门和近光左门，再接着锯东一街上的长康左门、琼苑西东门。”“接旨！”两个太监爬起来刚要走，溥仪又说道：“西一长街通往西六宫的广生门、咸和右门，还有通往养心殿的遵义门；东一街上通往东六宫的大成左门、咸成左门、广生左门，也统统给朕锯了。要是门槛下的台阶太高，就给朕安上木坡道，免得朕经过时再下来推着车走！”两个太监接完旨，便出去了。 　　当天，那两个太监就带着一帮人忙开了。按照溥仪的旨意，他们从御花园入口处的顺贞门东侧的门槛锯起，没几天，把他所说的那些门槛都给锯了。可他们见那些被锯下的门槛好好的，扔了怪可惜的，于是就在大门后设置了一个汉白玉的石座，然后将被锯下的门槛放在上面，有的还包上一层铜皮，以防被损坏。但不知什么原因，西一街西侧的大成右门，也就是储秀宫东侧的门槛南端只锯了一半，就停下来了，现在锯口还在。　　门槛被锯掉后，为溥仪和婉容在宫里骑自行车提供了很大方便，他们骑着车进进出出，畅通无阻。但这事后来还是被隆裕皇太后知道了，可门槛已经锯完了，说什么也没用了，她只把溥仪找来训斥了一通，便不了了之。
　　

杨一清计除刘瑾

　　土木之变以后，明王朝开始衰落。明英宗以后的几代皇帝，都昏庸腐败。他们不可能吸取王振误国的教训，一味依赖宦官。宦官专政的局面越来越严重。明宪宗朱见深（英宗的儿子）在位的时候，宦官汪直专权，在东厂以外，又设了一个西厂，加强特务统治，冤死不少好人。　　公元１５０５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他身边有八个宦官，经常陪伴他打球骑马，放鹰猎兔，为首的叫刘瑾。明武宗贪图玩乐，觉得刘瑾等称他的心意，十分宠信他们。这八个宦官依仗皇帝的势，在外面胡作非为。人们把他们称为“八虎”。　　一些大臣向武宗劝谏，要求武宗铲除“八虎”。刘瑾等得到消息，就在武宗面前哭诉。明武宗不但不听大臣劝谏，反而提升刘瑾为司礼监，又让刘瑾两个同党分别担任东厂、西厂提督。　　刘瑾大权在手，就下令召集大臣跪在金水桥前，宣布一大批正直的大臣是“奸党”，把他们排挤出朝廷。　　刘瑾每天给武宗安排许多寻欢作乐的事，等武宗玩得正起劲的时候，他把大臣的许多奏章送给武宗批阅。明武宗很不耐烦，说：“我要你们干什么？这些小事都叫我自己办？”说着，就把奏章撂给刘瑾。　　打这以后，事无大小，刘瑾不再上奏。他假传明武宗的意旨，独断专行。刘瑾自己不通文墨，他把大臣的奏章全带回家里，让他的亲戚、同党处理。一些王公大臣，知道送给明武宗的奏章，皇上是看不到的。因此，有什么事上奏，就先把复本送给刘瑾，再把正本送给朝廷。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北京城里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刘瑾怕人反对，派出东厂、西厂特务四出刺探；还在东厂、西厂之外，设一个“内行厂”，由他直接掌管，连东厂、西厂的人，也要受内行厂监视。被这些特务机构抓去的人，都受到残酷刑罚，被迫害致死的有几千人，民间怨声载道。　　刘瑾还利用权势，敲榨勒索，接受贿赂。地方官员到京都朝见，怕刘瑾给他找麻烦，先得给刘瑾送礼，一次就送二万两银子。有的官员进京的时候没带那么多钱，不得不先向京城的富豪借高利贷，回到地方后才偿还。当然，这笔负担全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了。　　公元１５１０年，安化王朱寘鐇（音ｚｈìfáｎ）以反对刘瑾为名，发兵谋反。明武宗派杨一清总督宁夏、延绥一带军事，起兵讨伐朱寘鐇，派宦官张永监军。　　杨一清原是陕西一带的军事统帅，在训练士卒、加强边防方面立过功。因为他为人正直，不附和刘瑾，被刘瑾诬陷迫害，后来经大臣们营救，才被释放回乡。这回明武宗为了平定藩王叛乱，才重新起用他。　　杨一清到了宁夏，叛乱已经被杨一清原来的部将平定，杨一清、张永俘虏了朱寘鐇，押解到北京献俘。　　杨一清早就有心除掉刘瑾，他打听到张永原是“八虎”之一，刘瑾得势以后，张永跟刘瑾也有矛盾，就决心拉拢张永。回京的路上，杨一清找张永密谈，说：“这次靠您的大力，平定了叛乱，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但铲除一个藩王容易，内患却不好解决，怎么办？”　　张永惊异地说：“您说的内患是什么？”　　杨一清把身子靠近张永，用右手指在左掌心里写了一个“瑾”字。　　张永一看，皱起眉头说：“这个人每天在皇上身边，耳目众多，要铲除他可难啊！”　　杨一清说：“您也是皇上亲信。这次凯旋回京，皇上一定会召见您。趁这个机会您把朱寘鐇谋反的起因奏明皇上，皇上一定会杀刘瑾。如果大事成功，您就能名扬后世啦！”　　张永心里犹豫了一下，说：“万一不成功，怎么办？”杨一清说：“如果皇上不信，您可以痛哭流涕，表明忠心，大事一定能成功。不过这件事一定要动手得快，晚了怕泄漏事机。”　　张永本来对刘瑾不满，经杨一清一怂恿，胆子也壮了起来。　　到了北京，张永按杨一清的计策，当夜在武宗面前揭发刘瑾谋反。明武宗命令张永带领禁军捉拿刘瑾。刘瑾毫无防备，正躺在家里睡大觉，禁军一到，就把他逮住，打进大牢。　　明武宗派禁军抄了刘瑾的家，抄出黄金二十四万锭，银元宝五百万锭，珠玉宝器不计其数；还抄出了龙袍玉带，盔甲武器。明武宗这才大吃一惊，把刘瑾判处死刑。　　刘瑾虽然被杀，但是明武宗的昏庸腐败却是无可救药的。他杀了刘瑾之后，又宠信了一个名叫江彬的武官，在江彬的教唆下，他多次离开北京到宣府（今河北宣化）寻欢作乐。把朝政大权交给江彬，江彬又趁机贪污受贿，排斥好人。　　由于明王朝的腐败统治，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百姓的赋税和劳役负担更加繁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公元１５１０年，北京附近爆发刘六、刘七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两年，起义军横扫河北、山东、山西等八个省，四次逼近北京，给腐朽的明王朝一次沉重的打击。

楚汉相争

　　汉王刘邦拜韩信为大将、萧何为丞相，整顿后方，训练人马。公元前２０６年八月，汉王和韩信率领汉军攻打关中。关中的百姓对“约法三章”的汉王本来有好感，汉军一到，大多不愿抵抗。不到三个月工夫，汉王消灭了原来秦国降将章邯等的兵力，关中地区就成了汉王的地盘。　　这一来，可把西楚霸王项羽气坏了。项羽打算发兵往西打刘邦，可是东边也出了事，齐国的田荣轰走了项羽所封的齐王，自立为王，情况比西边更严重。项羽只好先去对付齐国。　　汉王刘邦趁项羽和齐国相持不下的时候，一直向东打过来，攻下了西楚霸王的都城彭城。项羽又不得不扔了齐国那一头，赶回来在睢水上跟汉军打了一仗。　　汉军大败，掉在水里淹死的不知道有多少，被俘的也不少，汉王的父亲太公和妻子吕后也被楚军俘虏了。　　汉王退到荣阳、成皋（都在今河南荥阳县）一带，收集散兵。这时候，萧何从关中调来一支人马，韩信也带着军队来见汉王，汉军才又振作起来。　　汉王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一面守住荥阳，用少数兵力拖住项羽的军队；一面派韩信带领兵马，向北边收服魏国、燕国和赵国。　　项羽的谋士范增劝项羽把荥阳迅速攻下来。汉王十分着急。他的谋士陈平原来是从项羽那边投奔过来的，献了一条计策，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关系。　　项羽是个猜忌心很重的人，中了反间计，真的对范增怀疑起来。范增十分气愤，对项羽说：“天下的大事已经定了，大王自己好好干吧。我年老体衰，该回老家了。”　　范增离开荥阳，一路上又气又伤心，就害了病，没有回到彭城，脊梁上长了毒疮死去。　　范增一死，楚营里再没人替霸王出主意。汉军受的压力也减轻了。汉王用少数兵力在荥阳、成皋一带牵制项羽的兵力，让韩信继续攻取北边东边，又叫将军彭越在楚军后方截断楚军的运粮道儿，使项羽的军队不得不来回作战。　　楚汉双方就这样对峙了两年多。　　公元前２０３年，项羽自己去攻打彭越，把手下将军曹咎留下来守住成皋，再三嘱咐他千万不要跟汉军交战。　　汉王见项羽一走，就向曹咎挑战。一开始，曹咎说什么也不出来交战。汉王就叫兵士成天隔着汜水（流经荥阳西，汜音ｓì）朝着楚营辱骂。　　一连骂了几天，曹咎实在沉不住气了，就决定渡过汜水，和汉军拼一死战。　　楚军兵多船少，只好分批渡河。汉军趁楚兵刚渡过一半的时候，把楚军的前军打败，后军乱了阵，自相践踏。曹咎觉得没有脸再见项羽，在汜水边自杀了。　　项羽在东边正打了胜仗，一听成皋失守，又赶到了西边对付汉王。在广武（今河南荥阳县东北）地方，楚汉两军又对峙起来。　　日子一久，楚军的粮食接应不上。项羽没法子，就把汉王的父亲绑了起来，放在宰猪的案上搁着，派人大声吆喝：　　“刘邦还不快投降，就把你父亲宰了。”　　汉王知道项羽吓唬他，也大声回答说：“我跟你曾经结为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你要是把父亲杀了煮成肉羹，请分给我一碗尝尝。”　　项羽恨得咬牙切齿，真的想把太公杀了，又是项伯劝住了他。　　项羽派使者跟汉王说：“现在天下闹得乱纷纷的，无非是你我两个人相持不下，你敢不敢出来跟我比个上下高低。”汉王要使者回话说：“我可以跟你斗智，不跟你比力气。”　　项羽又叫汉王出来，在阵前对话。汉王当面数落项羽的十大罪状，说他不讲信义，杀害义帝，屠杀百姓等等。项羽听得发火了，用戟向前一指，后面的弓箭手一齐放起箭来。汉王赶快回马，胸口已经中了一箭，受了重伤。　　他忍住疼，故意弓着腰摸摸脚，骂着说：“贼人射中了我的脚趾。”　　左右把汉王扶进了营帐。汉军听说汉王受伤，都着了慌。张良恐怕军心动摇，劝汉王勉强起来，到各军营巡视了一遍，大家才安定下来。　　项羽听说汉王没有死，大失所望。接着，韩信在齐地大败楚军，楚军的运粮道又被彭越截断，粮草越来越少。　　汉王趁项羽正在为难的时候，派人跟项羽讲和，要求把太公、吕后放回来，并且建议楚汉双方以鸿沟（在荥阳东南）为界，鸿沟以东归楚，鸿沟以西归汉。　　项羽认为这样划定“楚河汉界”还不错，就同意了，放了太公、吕后，接着把自己的人马带回彭城。　　其实，汉王这次讲和，只是一个缓兵之计。汉王用了张良、陈平的计策，不出两个月，组织了韩信、彭越、英布三路人马一齐会合，由韩信统领，追击项羽。楚、汉双方一场最后决战就开始了。

谍海实录

; 军情六处（即英国秘密情报局，代号为M16）自从柏林墙倒塌以来，重新强调招募间谍的重要性，认为女性更适合这项职业。在军情六处的1900名工作人员中，妇女已占了大多数。她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市场营销人员、教师、资金筹措者、海外援助工作者、学者和记者。一大批活力四射的女性情报人员，已经在英、美、俄等国的谍报机构里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女间谍帕克长达30多年的谍海生涯中一连串的传奇故事足以令男间谍吃惊。 ; 军情六处头号女特务帕克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成为该处业绩突出的女情报人员了。当时，在越南首都河内的街头，人们经常看见帕克骑着自行车在市内闲逛。她的身影一般出现在城市郊区或军事设施附近，但她从来不停下自行车，她的公开身份是英国驻河内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而实际身份则是军情六处派驻越南的特工人员。她的任务是搜集越南人备战和发展经济的情报。 ; 当时在越南的其他西方外交官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他们在外出时经常受到当地人的监视。但帕克古怪的举动反而成为她的保护伞，而没有引起越南政府的怀疑，她在越南的经历也成为当时在军情六处总部中流传甚广的传奇故事。 ; 在60年代初刚果处于紧急状态时，帕克又被调往刚果从事间谍活动，她在那里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在她那一代妇女中，很少有人能够在英国情报机构里担任高级军官，能成为著名女间谍的女性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 帕克回忆说：“对我来说，间谍职业有无穷的乐趣，而且是没有性别差异的。”不过，她和她的女性同事们还是为了事业而牺牲了个人生活的乐趣，例如其中有不少人就没有结婚或要孩子。 ; 人们一向认为，施展“美人计”是女间谍们特有同时也是惟一的才能，但如今，各国情报部门看重的却是女间谍表现出的出色的渗透能力。由于妇女的心理素质比男性强，而且处事比男性更谨慎，因此在某些需要从不合作的人口中获取情报的情况下，她们能言善辩的本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 28岁的吉莉恩可以说是新一代英国女间谍的代表人物，她的经历就是军情六处培训女间谍的典型过程。她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进入军情六处供职，接受2年的语言培训，然后被派往西欧某地从事间谍活动。 ; 像所有新人一样，吉莉恩在军情六处设在汉普郡的训练基地接受培训，其中包括使用轻型武器及各种从事间谍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吉莉恩最初被安排在军情六处总部工作，但很快就被派往海外。吉莉恩的第一个职位是在英国驻某中亚共和国使馆里，她在那里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关于核扩散的情报。军情六处在冷战后关注的主要问题是防止核扩散、各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情报以及国际犯罪和恐怖活动等。最近，由于吉莉恩在被派驻的两个国家的工作成绩出色，她得到了上司的褒奖并被派往阿富汗接受更为艰巨的任务。 ; 吉莉恩说，从事谍报工作使她真正了解了自己的潜能。她认为，女情报人员各有自己的特长，但平和的心态、坚强的意志和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是她们共同的特点，也是她们能够胜任危险的情报工作的保证。负责培训新进入军情六处的女情报人员的史密斯教官认为，越来越多的职业女间谍将会给她们效力的谍报机构的工作方式和手段带来深远的影响。

英国“闹鬼王宫”之谜

; 英国伦敦的汉普顿王宫原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王宫，现在是一座美术馆。它吸引游客，不仅因为它是皇家官邸，历史文物，还因为人们传说这里经常“闹鬼”。游客在这里，即使站在没有窗户的墙边，也常感到有阵阵阴风吹来。有人特别是妇女游客头晕昏厥，甚至还有游客信誓旦旦地宣称看见了“鬼魂”在里面游荡，并相信这个鬼魂不是别人，恰是亨利八世的第五个妻子卡特琳娜·霍华德，因而汉普顿王宫也被称之为“闹鬼王宫”或“闹鬼美术馆”。 ; 原来，这位亨利八世性情暴躁，他一生结了六次婚，在头五个妻子中，除了一个早死，一个离异而得善终之外，其余三名都被他处死。卡特琳娜·霍华德命运最惨，她仅与亨利八世结婚近2年就被无情的丈夫在1542年下令砍头处死，死时年龄仅21岁。 ; 去年秋季，英国赫特福德郡大学的心理学家、著名的“驱鬼者”魏斯曼。在半年多时间内，他不仅调查了450个认为这里闹鬼的游客，还在王宫中安置了压力和温度传感器以及红外摄影机，结果自然不出相信科学的人们的预料，这里根本没有鬼魂，所谓的阴风也是从门缝吹进的，原来在王宫中有不少安在墙壁上的暗门，不知情的游客站在暗门旁边，还以为站在墙边，使人感觉是阴风袭来。此外，王宫通道错综复杂，空气不太流畅，人们在里面本来就有神秘感觉，如果事先又相信鬼魂，自然就容易头晕甚至昏厥了。

九旬老人回忆淞沪会战

; 6月10日，在江津几江镇滨江路一栋简易楼房里，已90岁高龄的陈怀礼时而满腔义愤，时而泣不成声，回忆起68年前那场无法磨灭的血火记忆———淞沪会战。 ;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陈老谈起淞沪会战，“我们装备不如日军，我方空军只有250架飞机，敌机有3000多架。在上海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还有4艘航空母舰，100多条军舰。” ; 陈怀礼所在的国民党税警总团，也是淞沪战役的主力军之一，战前3万余官兵，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战场变成了大熔炉，中国军队填进去就熔化了！每天一个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小时就死了一半。” ; 陈怀礼当时在税警总团政治训练处任职，他至今对1937年11月1日残酷异常的苏州河战斗记忆犹新。 ; “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受到中国守军沉重打击后，又依靠增援部队再度发动进攻。苏州河两岸枪炮齐鸣，50多米宽的河面被燃烧的烈火烧红了！” ; “入夜，日军在周家桥一带架浮桥偷渡，与驻守的军税警总团激战。总团长黄杰亲自到前线指挥反击，敌军炮火异常猛烈，掩护步兵渡河，阵地被日军突破。天色渐渐发白，日军增援部队不断登岸，双方巷战，逐屋争夺，几度肉搏，血流成河！” ; “战斗持续一天一夜，税警总团阵亡2000多人，当天天降大雨，战场血水、雨水汇流成河。”陈老说，国民党将领黄维曾用“一寸河山一寸血”来形容淞沪会战，悲壮惨烈啊！ ; 两位老友饮弹殉国 ; 陈老回忆起牺牲的两名老战友阎启辉和饶国华，“他们与我相知多年，每想到他们饮弹殉国，我就心生悲痛！” ; 阎时任国民党空军一支队长，所驾战机被日军大炮击落，阎迫降敌占区，被敌人发现，威胁要他投降。“当时，阎启辉面无惧色，掏出仅有6发子弹的手枪，一枪击毙一个鬼子，将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 ; “在杭州广德保卫战斗中，饶国华的145师担任正面防守任务。11月30日，广德失守，饶国华率仅存的一营士兵顽强反击，最终被敌军包围。日军派人劝降，饶写下绝命书，饮弹报国。本报记者王大伦 ; 淞沪血肉抗战三月 ;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侵占平津，随后准备进攻上海。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两名官兵乘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并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军队机场卫兵，中国军队自卫反击，当场将日军两官兵击毙。日本以虹桥事件为借口，令大批日军登陆，派飞机在沪宁、沪杭线上空侦察。 ; 张治中率军抗敌 ; 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埔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八·一三”事变爆发。 ; 在全民抗日浪潮推动下，国民党政府次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当地中国驻军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奋勇抗击日军侵略。 ; 8月14日，日守军总攻上海。15日，日军两个师团又开往上海。张治中指挥对日军全线进攻，出动空军轰炸虹口日军司令部，双方激烈战斗。 ; 淞沪抗战3个月 ; 淞沪抗战持续了3个月，日军投入10多个师团，30多万兵力。中国军队英勇战斗，但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敢发动群众抗日，反而妄图借抗战消灭异己，使得中国军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后，不得不撤离上海。 ;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张治中被免去各种职务。

穿美军制服的德国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纳粹德国垂死挣扎，力图挽救覆灭的命运。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１日，希特勒在其大本营“狼穴”召见他的得力打手之一奥托.斯科尔茨，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在两天之内，组建一支冒充美军的别动队。代号为“第１５０装甲旅”，以配合德军即将发动的阿登反攻战役。　　这支３０００人的特种部队中的每个人都得会讲英语，每个人都穿从美国俘虏身上剥下来的美式军服，他们的任务是渗透到美军后方散布悲观情绪，涣散美军士气，同时他们还要占领比利时境内马斯河上的桥梁，以保障德国主力部队过河。德军发动阿登战役之前，斯科尔茨已挑选出能流利地说美国英语的２０００名党卫队志愿者。在奥拉宁堡附近的弗里登泰尔，斯科尔茨把他的部下召集起来，让他们熟悉美国的武器装备和操练方式：他把美制香烟发给部下，并教他们如何打开香烟；他还教他们美国俚语和骂人话，一时间，“OK”，“扯蛋！”成了部队的口令。他们还备有美国身份证、美国钞票、美国人的信件。这次秘密行动命名人“捕捉”行动。但这样的较大规模行动很难保证一点风声不漏。美国第一军情报处截获一份要求讲英语的士兵向斯科尔茨报告的命令。斯科尔茨的名字从此为美军所了解。１２月１０日，本杰明.迪克逊上校报告说，这项命令显然预示敌人将派人袭击美军总部或其它重要军事设施。然而，盟军高级情报官员对此半信半疑。　　１２月１６日，德国以２５个师的兵力向阿登地区发动进攻，上千门大炮猛轰美军阵地。乘德国大部队突破美军阵地之际，德国别动队穿上缴获来的美军制服，配备美式武器，驾驶美制坦克、吉普车，在混乱中穿越战线，渗透到美军后方。斯科尔茨指挥的“美国兵”坐在缴获的美国吉普车里到处乱窜。他们用事先约好的种种信号同德军各部队进行联系，如高举钢盔或各种颜色的手电筒等。他们指示美军阵地内应当炮击的机场、仓库和盟军增援部队的方位，致使美军伤亡惨重。他们砍倒树木，堵塞道路，切断电话线，变换路标和地雷的警告牌，阻塞交通线，同时伺机炸毁美军车辆。他们还杀害传令官兵，不断射杀毫无防备的小股美军与零散人员。他们取代被害美军，占据交通枢纽，伪装成美国执勤宪兵，胡乱指挥过往军车，把美军运输线弄得一团糟，造成极大混乱。起初，很少有美国人发现在自己的队伍里混进了德国人。直到１２月１８日，在比利时的阿维列，美国宪兵才发现有３名乘吉普车的“美国兵”答不出口令。不过，这些假美国兵的身上都有证件。他们声称自己是美军第５装甲师的士兵。但是，他们的“礼貌多得令人奇怪”。　　美国宪兵把这三个人送给中尉弗列德里赫.华莱克审查。这位中尉是从纳粹集中营逃出来的，当过德国的法官，现在是美军盘问纳粹战俘的审判官。他对付这三个“美国兵”的办法是：羞辱他们穿着别人的制服，而偏偏不穿德军的制服。这一招果然奏效，三名假美国兵只好如实招供。　　华莱克对他的上级说：“他们招供的事实与截获的那份命令相符。”但对于许多美国军官来说，这件事似乎“过于离奇”。　　不久，反间谍部队的军官在缴获的吉普车上发现了一部德国电台和密码本。于是，美军开始清查德国间谍。由于口令失灵，美国宪兵和特工人员把枪门对准坐吉普车或其它车辆里的所有人员。只要发现他们的口音有点异样，就向他们提出一连串问题，看他们是否能区别“th”和“t”的发音，因为德国人把“th”念作“t”。这种检查方式一律通行于前线和后方的各个路口。有的德国间谍司机对盘问感到惊慌，试图溜走，结果反而暴露了自己。　　在比利时马斯河上的一个交叉路口――列日，一支吉普车队竟然公开地打听盟军的通信联络地点，而美国宪兵很快就把这个车队包围起来。富有经验的华莱克中尉被请来盘问他们。他仍使用“羞辱”战术，结果，一个长有褐色头发的中尉供出了自己的名字，还交代了斯科尔茨的计划。他说，斯科尔茨率领的第１５０装甲旅企图乘坐美国坦克，伪装成撤退的美军，伺机占领马斯河上的桥梁，还说，前往巴黎刺杀艾森豪威尔等高级将领也是德国别动队的任务。其实，后一件事只是他们未被告知其真正任务之前，在训练营里流传的谣言。　　但盟军情报军官却相信了这件事。特里埃农旅馆和凡是有盟军总部官员居住的建筑物，都用铁丝网圈起来，附近停放坦克。１０００名全副武装的美国宪兵和普通士兵在外面路口上检查，对请求会见上司的人严加盘问。至于访问艾森豪威尔那就更难了。好多天内从前线到巴黎的成千上万美国军人被宪兵拦阻盘问。被盘查的美军官兵必须回答：“近日美国哪个棒球队赢得冠军？”“出生在哪个州？首府在哪里？”以此证明自己确实是美国人。许多美国军人因为没能说出正确答案而遭逮捕。盟军后方陷于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在布尔吉地方，毫无准备的美国装甲营碰上了属于德国第１５０装甲旅的一些美制坦克，遭到了出其不意的袭击。结果警报传开：“我们自己的坦克向我们自己开火了。”马斯河上的一切航运交通完全断绝。两岸加强了武装巡逻，凡是企图越过交叉口的人都将受到逮捕和审讯。盟军用这种办法总共抓住５４名穿着美军制服和便服的德国人。在比利时的马尔梅迪，斯科尔茨发现美国炮兵阵地正处在临战状态。在发动攻击之前，他派部下混入美国炮兵阵地，了解火炮种类和数量。但早有警惕的炮兵立即把混进去的假美军抓住，并向敌人的坦克开炮，结果部分坦克被击毁，许多穿着美军制服的德国人在这些坦克中丧命。　　别动队大肆散布盟军失败的“消息”。在盟军基地里，他们广泛制造恐怖气氛。　　别动队还大搞“钞票”行动，将伪造的３０００万法国和比利时法郎送交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德国间谍，用伪钞收买码头、铁路人员，让他们拒绝为美军装卸、运输军火物资。　　别动队在盟军大后方的这些行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使盟军大吃苦头。　　１２月２２日，美国第１军开始在军事法庭上审判被俘的“捕捉”队员，并对进行欺骗和间谍活动的“捕捉”队员判处死刑。迄今为止，尚无人知道“捕捉”队员在战斗中死亡多少人，人们只知道在审判后有１３０人被枪决。美国第１军的反间谍官员在卢森堡电台广播了他们的名字和“捕捉”行动的细节。电台还描述了漏网的参与“捕捉”行动的德国军官的长相，其中包括斯科尔茨。此时，斯科尔茨负了伤，他企图寻找机会带领第１５０装甲旅的余部继续进行欺骗活动，但当他听到广播后，认为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怀着遗憾的心情命令部下，扔掉他们身穿的美军制服。至此，“捕捉”行动彻底失败了。　　后来，斯科尔茨向美国人投降了。但在慕尼黑附近达豪的法庭上，他并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被关进德国的一个监狱里。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７日早晨，监狱官发现他已经逃跑了。他的起诉人阿尔弗雷德.罗申弗尔德上校说：“这个人在监狱外面有许多追随者。他们显然已组成一个地下集团，等着他去当领袖。这个人是欧洲最危险的一个人物。”尽管如此，这个脸上有疤痕，十分易于辨认的高个子斯科尔茨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至今依然是个谜。

台湾抗日胜利纪念日

;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五分，何应钦将军代表胜利同盟国接受日本降书。; 近日，何应钦将军的独生女何丽珠接受了台媒的专访，在采访中，何丽珠回忆说：“父亲感到很遗憾，为什么台当局不是以九月九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时任中国军队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接下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佩刀，在中国战区的日军正式投降。不过后来国民党当局是以日本向盟军投降的次日(九月三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 何应钦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冈村宁次是高他几届的“前辈”，两人却在中国战区对打，又在受降典礼上碰头。 ; 何丽珠表示，父亲对日本有一些感情，也以毕业于日本士校为荣，有人因此说他亲日，“事实上他是知日”。当年国民党当局曾设立小组讨论应以何种态度受降，大家觉得不应傲慢，但也不能谦卑，最后何应钦是从座位上半起身接下降书。 ; 何老：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枝 ; 内战，致使何老临终前都无缘再次踏上故土。何丽珠说，家里在南京有个小房子，来台之初父亲坚信总有一天会回去，但未能如愿，父亲临终前还特别交代她“回去看看房子前面那些树长大了没。” ; 为完成父亲的遗愿，何丽珠回了一趟南京。房子还在，已变成政府机关的办公室，“屋前的树真的长得好大，我当场哭了。”返台后她亲赴墓前向父亲报告。何丽珠表示，前几年她回到贵州，当地人好奇为何一个台湾人会说贵州话，对方一听到她是兴义人，马上说“那是何应钦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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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进长安

　　唐宪宗即位以后，对政治进行了一些改革，任用了一些像李绛那样的正直的大臣当宰相。但是他仍旧宠信宦官。他想讨伐藩镇，用一个宦官头子做统帅。这件事引起一些大臣的反对。反对得最激烈的是左拾遗白居易。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诗人，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音ｇｕī）人。他擅长作诗的名气，很早就传开了。白居易自小聪明，生下来刚六七个月，就能辨认“之”、“无”两个字，五六岁就开始学写诗。大概在他十五六岁那年，他父亲白季庚在徐州做官，让他到京城长安去见世面，结交名人。　　那时候，正是朱泚叛乱之后，长安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连年战争，到处闹粮荒，长安米价飞涨，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　　当时，长安有一个文学家顾况，很有点才气，但是脾气高傲，遇到后生晚辈，常常倚老卖老。白居易听到顾况的名气，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　　顾况听说白居易也是个官家子弟，不好不接待。白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　　顾况瞅了瞅这个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呢！”　　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随手翻着翻着，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卷，轻轻地吟诵起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顾况读到这里，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说：“啊！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刚才跟您开个玩笑，您别见怪。”　　打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就夸说白家的孩子怎么了不起。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也就在长安出了名。不到几年，他考取了进士。唐宪宗听说他的名气，马上提拔他做翰林学士，后来又派他担任左拾遗。　　白居易可不是那种争名求利、向上级阿谀奉承的官僚。他一面不断地创作新的诗歌，揭露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　　一面在宪宗面前多次直谏，特别是反对让宦官掌握兵权。　　这一回，白居易谏阻宪宗封宦官做统帅，惹得宪宗很气恼。他跟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我把他提拔上来的，怎么对我这样不敬，我实在忍耐不住啦！”　　李绛说：“白居易敢在陛下面前直谏，不怕杀头，正说明他对国家的忠心。如果办他的罪，只怕以后没人敢说真话了。　　唐宪宗勉强接受李绛的意见，暂时没有把白居易撤职。但是，过了没有多少天，终于把他左拾遗的职务撤掉，改派别的官职。　　白居易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不少是反映现实的，像《秦中吟》和《新乐府》。在这些诗篇中，有的揭露了宦官仗势欺压百姓的罪恶，有的讽刺官僚们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有的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他的诗歌通俗好懂，受到当时广大人民的欢迎，街头巷尾，到处都传诵着白居易的诗篇。据说，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他就修改，一直到能够使她听懂。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但是说明他写的诗歌是比较接近群众的。　　正因为他的诗反映现实，触犯了掌权的宦官和大官僚，也招来了一些人的咒骂和忌恨。有些人想诬陷白居易，只是一时找不到借口。　　过了几年，白居易在太子的东宫里作大夫。有一次，宰相武元衡被人派刺客暗杀了。这次暗杀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朝廷的官僚谁也不想开口。只有白居易站了出来，首先向宪宗上了奏章，要求通缉凶手。宦官和官僚抓住这个机会，说白居易不是谏官，不该对朝廷大事乱主张，狠狠地告了一状。　　接着，又有一批一向讨厌白居易的官员，乱哄哄造谣污蔑，向白居易泼污水。有人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掉到井里淹死的，白居易居然还写过《赏花》、《新井》的诗，那不是大不孝吗？　　经过这样罗织罪名，谁也没法给白居易辩护，白居易终于被降职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去当司马了。　　白居易无辜受到贬谪，到了江州之后，心情十分抑郁。有一天晚上，他在江州的湓浦口送客人，听到江上传来一阵哀怨的琵琶声，叫人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漂泊江湖的老年歌女弹的。白居易见了那歌女，又听她诉说她的可悲身世，十分同情；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引起满腔心事。回来以后，写下了著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诗中说：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后来白居易又几次回到京城，做过几任朝廷大官。但是当时的朝政十分混乱，像白居易这样正直的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把他全部精力倾注到诗歌创作中去。他的一生一共写了二千八百多首诗，成为我国文学宝库里的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

我国博士后制度走过20年

; 1985年7月，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支持，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开始试行博士后制度，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博士后科学基金。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目前已设立136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1018个工作站，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2万多人——— 　　1983年和198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两次给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写信，建议借鉴国外的博士后制度，在中国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 　　李政道认为，中国必须培养一部分带头的高级科技人才。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培养过程的一环，青年博士必须在学术气氛活跃的环境里再经过几年独立工作的锻炼，才能逐渐成熟；应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设置一些特殊的职位，挑选一些新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在里面从事一个阶段的博士后研究，以拓宽知识面，进一步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使之成为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人才。 　　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李政道先生，仔细听取关于实施博士后制度的意见和方案。邓小平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询问了很多细节，最后明确表示给予支持。他说：“这个方法很好，我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 　　随后，中科院进行了招收试点。1984年5月，中国学者陈和生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11月，陈和生博士作为中国的第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工作。21年后的今天，他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1985年5月，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多次论证，提出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试行博士后制度的方案，1985年7月由国务院批准开始试行，并成立了有关部委高级官员和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1985年，经邓小平批准，由国家拨专款设立博士后科学基金，用于鼓励和支持博士后研究人员中有科研潜力和杰出才能的年轻优秀人才开展科研工作。 　　目前，在全国343个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已设立136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覆盖工学、理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12个学科门类的86个一级学科；在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已建立1018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0年来，全国已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2万多人，目前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有1.2万多人。以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工作站为载体，通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特殊培养，造就了一批年轻富有活力的博士后人才群体，出站的博士后绝大多数成为了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据统计，博士后研究人员在2至3年的在站时间中，平均每人承担3项研究项目，其中国家级研究项目占37.3%，省部级项目占27.9%，平均每人在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2.45篇。 　　许多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科研工作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有7位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曾是博士后研究人员。 　　曾经是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侯建国院士，2001年与同事合作，首次获得能够分辨碳—碳单键和双键的分子图像。 　　1986年5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厦门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后流动站的郑兰荪院士，在国内率先开展并带动了原子团簇的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 　　获得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学位的文兰院士，1988年回国在北京大学数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他在微分动力系统的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并获得陈省身数学奖。 　　哈尔滨建筑大学欧进萍院士是结构控制与防灾减灾工程领域学科带头人，在结构动力可靠性领域取得了创新性研究与应用成果。 　　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苏义脑院士，在油气钻井工程研究中取得多项居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得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此外，曾做过博士后研究的还有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欧阳钟灿院士和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朱日祥院士。 　　曾经在清华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宋永华博士，2004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同时荣任英国布鲁内尔大学副校长。 　　据人事部官员介绍，今后5年中国博士后工作将围绕国家发展急需的宏观性、战略性和跨学科领域发展的需要，加大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逐步培养出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的创新人才，造就一支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队伍，为国家重大基础理论、重点公益型课题研究和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项目服务，为我国科学技术自主创新提供人才支撑。 　　国家还将健全博士后配套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对出站博士后的追踪和服务，为博士后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继续解决好博士后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不断提高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待遇，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长，国家将继续加大对博士后事业的投入，以适应博士后事业发展的需求。地区、部门和设站单位也将加 　　大投入力度，形成国家、地方、设站单位多层次、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国宝劫难经历

; 9月19日，阔别故乡59年的青铜之冠、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司母戊大方鼎回到家乡安阳省亲。 ; 9月18日下午，记者来到武官村村民吴培文家里，85岁高龄的吴培文——当年发现、挖掘司母戊大方鼎的42名村民惟一幸存者，当今世上司母戊大方鼎发掘过程的唯一见证者，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打开了66年前的记忆之门—— ; 发现——村民结伙儿在田地里挖"宝"，贱价卖给时常在这一带转悠的古董商，不小心挖出了“青铜大炉” ; 武官村是距安阳市区3公里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先后发掘出了上千座墓葬，还有十几座王公大墓。吴培文老人住在武官村289号一个朴素的小院里，当年这座小院落前后通街，是他父亲留下的家产。 ; 当年，安阳小屯一带发现大量甲骨文以后，前民国政府曾经组织过大规模的发掘。1937年之后，由于日本鬼子的侵占，发掘工作被迫停止了。鬼子一来，村民真是度日如年。人饿得没办法，只好结伙儿在田地里挖"宝"，贱价卖给时常在这一带转悠的古董商。 ; 1939年3月初的一天，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已过世)漫无目的地在野地里“探宝”。挖宝有挖宝的门道，什么是生土，什么是熟土有讲究。探杆碰到铁、铜或者玉石，带出来的土颜色不同，“老江湖”一看便知。接了两根杆，打到13米深的时候，已经打到水脉了，突然，探杆触到了硬东西，拔出来一看，探杆卷了，探杆头上带上来些许铜锈。 ; “有宝物！”吴希增收拾工具悄悄回村找到吴培文。一商量，决定找几个人，夜里偷偷挖。当天晚上，吴培文他们找来了十七八个棒小伙子，黑灯瞎火地开始了挖掘。按吴希增白天所做的标记，挖出了一个大土坑，然后继续朝下挖。终于，宝物露出来了，借着昏暗的烛光，仔细一观察，坑底躺着一个巨大的青铜炉样的东西。大家七手八脚地向四周破土，尽量扩大土坑，宝物终于揭开了"面纱"。此时天边开始发亮，不能再干下去了。他们只好填回一些浮土，又用柴草盖住洞口，约定次日晚上接着干。 ; 出土——换上新的绳子，用了三匹牲口，忙活了一夜，这鼎终于得见天日 ; 第二天晚上，他们多叫了一些人来，队伍扩大到42人。开始，一部分人在扩大洞口，另一部分人找来3根粗粗的圆木，交叉着支到洞口上，这在当地叫"叉抽"。找了一个浇水的辘轳作滑轮，又拿一条粗绳子从滑轮上面拉过来，直通洞底，成了稳固的提升架。洞下面空间小，只能站两三个人。地面上一个人喊着号子，套上两匹牲口，人也一起帮衬着，一起使劲往上拽，洞底下的人用撬杠撬……"大炉"终于缓缓地上升了。稍微挪动一点，上面有人往下扔土，洞下面的人马上再往"大炉"下面垫土。然后，上面号子一喊，大家憋住气猛地一拉，"大炉"又上升了几厘米。如此往复，大鼎一点点提升。 ; 不过消息还是让武官村所属的第十区区公所知道了。区公所的头头来了，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要派一个排保护大家。当然，这一个排的人都要"算股"了。于是，大坑周围，每50米远就设一个岗。 ; 整整折腾了一夜，"大炉"才上升了六七米。天将亮的时候，只听到"啪"的一声，绳子断了！由于一层层地垫土，所以，对洞下面的人并没有造成伤害。绳子断了，只好歇息了。直到第三天夜里，他们又换上新的绳子，用了三匹牲口，忙活了一夜，这鼎终于得见天日。紧接着，就是秘密把鼎运回村里，暂时埋藏到吴培文家院里一个粪堆下面，上面用柴草伪装好。 ; 刚刚过去十几天，大家的心还没有放下来就出事了。村里有人走漏了消息，驻守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长黑田荣要来看鼎，大伙儿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怎么办？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应允下来。 ; 觊觎——黑田荣的眼睛离开了司母戊鼎，狡黠地挤弄了两下，开口说话了：“宝物！宝物啊！” ; 那天夜里，黑田荣坐着小汽车来了，登着梯子翻墙过来，大伙拨拉开乱草和浮土，黑田荣走到了跟前，自称见多识广的黑田荣就惊呆了，"吆唏、吆唏"地直叫唤。他戴着小眼镜围着大鼎整整转了好几圈，一边看，一边嘟囔，谁也不知道他说了点儿啥。终于，黑田荣的眼睛离开了司母戊鼎，狡黠地挤弄了两下，开口说话了："宝物！宝物啊！中国人，这个！"他跷着大拇指连说带比划。村民们站在那里，不知道黑田荣的下文是什么。 ; 没有几天，村里小孩子跑来说，赶快跑吧，鬼子又来了！这次来的不是黑田荣，有宪兵队、铁道警备队，还有皇协军共100多人里。吴培文一看这阵势，撒腿就跑了。可能是黑田荣说错了地方，这拨人把吴培文家翻箱倒柜弄了一遍，没有找到"大炉"，走了。 ; 这可怎么办？继续放着连性命也难保了。这时就有人出主意说，还是卖了换成钱安生。 ; 卖鼎——肖寅卿狡猾地笑笑，竖起两根手指头，这个数儿？ ; 他们就托当地的一个专门"倒腾"古物的古董商将消息透漏给大买家。没过几天，当年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古董商肖寅卿带着护兵和通信员坐着小车来了。看到大铜鼎，肖寅卿一下子惊呆了。肖寅卿拿出放大镜，从鼎耳一直仔细地看到鼎足。大家沉不住气了，催促他说个数儿。肖寅卿狡猾地笑笑，竖起两根手指头，这个数儿？ ; 两万？不，20万光洋！大家伙儿舌头还没有伸直，肖寅卿又说话了："不过，你们得把它给我分解开，起码分个十块八块的，不然，我怎么运走？等我一块块地装了箱，就把钱付给你们。怎么样？干不干？" ; 一说这么多银元，不少人动心了，毕竟大家穷得要死啊！ ; 当晚，他们开始用锯条锯，折腾了一夜，折断了几十根德国产的锯条，连大鼎的一根腿都没有锯下来。这时有人拎来大铁锤，垫上被子往鼎上砸。哎呀！这一锤可不得了，轰的一声，巨大的声响震耳欲聋，砸掉了一只鼎耳！由于害怕把鬼子招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扒掉西屋马棚地上的牲口粪，挖了一个深坑，把"大炉"重新埋上，又伪装好。 ; 不久，上回没有得手的宪兵队等一班人，再次来到武官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吴培文家院子前后通街，他躲过一处岗哨，直奔村外，躲进了挖沙的大坑里。 ; 说来也巧，下午3时许，突然刮来一阵狂风，天昏地暗。村里的鬼子只好走人。吴培文回村一看，他们把西院马棚误以为西屋马棚，翻了一个底朝天。回到自己家，他发现挂在墙上的照片被全部拿走了，拿走照片肯定是为了捉拿自己。家是待不下去了，吴培文找了几个人，折腾半夜，把"大炉"又转移到自家放草料的东屋，只身投奔亲友去了。 ; 贺礼——时值蒋介石60大寿在即，王仲廉正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得知此事，正中下怀！ ; 村里人知道鬼子不会罢休，后来就把以前挖掘的一只没有人要的破罐子，用麻袋裹起来放到床底下，搪塞了他们。打那以后，吴培文有家不能归，在亲戚家辗转住了两年，又跑到徐州、蚌埠、淮南、南京流浪打工。抗战结束后，吴培文回到了故乡，当初参与挖鼎的几个人又开始合计怎样把鼎卖出去。1946年6月，当时的安阳县政府一位“陈参议”打探到大鼎的下落，他威逼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政府。 ; 当时出版的《民生报》载文说："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X部之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此文中"古炉"即司母戊大方鼎。 ; 当时的古物保存委员会设在安阳市老城县东街4号的萧朝庙内，一时城内百姓争相参观，盛况空前。结果，风声竟然传到了驻扎在新乡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的耳中。时值蒋介石60大寿在即，王仲廉正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得知此事，正中下怀！于是，司母戊鼎又连夜被运到了南京，后来被存放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 ; 解放南京时，大鼎流落在南京飞机场，被解放军发现后，转移到南京博物馆。1959年国家博物馆建成后，从南京调往北京，大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国家博物馆。

吕蒙白衣渡江

　　司马懿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刘备和孙权两家虽然结了盟，但是矛盾很大。鲁肃在世的时候，是主张吴蜀和好，一起对付曹操的。后来鲁肃死了，接替他职务的大将吕蒙，就和鲁肃的主张不同。　　吕蒙是东吴名将。他从小就练得一身好武艺，年青时候立了不少战功，受到孙权的器重。　　有一次，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责任重了，应该抽时间读点书才好。”　　吕蒙说：“在军营里事务那么多，哪儿还有时间读书呢？”　　孙权笑着说：“我并不是要你像博士（官名）那样精通经书，只是要你多浏览一些兵法，懂得一点历史罢了。你说事情多，总比不上我多吧！我自己就有这个经验，读了一些兵法、历史，对自己很有帮助。你不妨试一试。”　　吕蒙听了孙权的劝告，一有空就认真读书。　　鲁肃刚代替周瑜当大将的时候，经过吕蒙的驻地，看望吕蒙。当时鲁肃以为吕蒙不过是一员武将，没有什么雄才大略。这回，他和吕蒙谈话以后，听到吕蒙议论风生，见解精辟，十分佩服，说：“你现在的才能胆识，跟当年吴下（即吴中）阿蒙，大不一样了。”　　吕蒙自豪地说：“对一个人，三天不见就应该另眼看待（文言是“刮目相待”）。您可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哪！”　　吕蒙接替了鲁肃的职位以后，率军驻扎在陆口（在今湖北嘉鱼西南）。他认为关羽有兼并东吴的野心，向孙权上书要求出兵对付关羽，说：“刘备、关羽君臣，都是反复无常的人，不能把他们当盟友看待。”　　孙权也觉得关羽狂妄自大。孙权曾经派人去向关羽求亲，希望关羽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关羽不但不答应，反而把使者辱骂了一顿，使孙权气得要命。这次，孙权接到了吕蒙的信，更觉得非把关羽除掉不可。　　正好在这个时候，曹操派使者来联络，要他夹攻关羽。孙权马上复信，表示愿意袭击关羽的后方。　　关羽也听说吕蒙厉害，他虽然亲自率大军进攻樊城，但对在他背后的吕蒙这一头，可并没有放松防备，在蜀吴交界一带，布置得严严实实。　　吕蒙本来经常有病。这一回，他就装作旧病发作，而且说是病得很厉害。孙权也正式发布命令，把吕蒙调回去休养。　　另派了一个年青的陆逊去接替吕蒙。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樊城。关羽听到吕蒙病重，又听说陆逊是个年青的书生，心里暗暗高兴。　　没过几天，陆逊从陆口特地派人拜见关羽，关羽接见使者，使者献上了书信和礼品。信中大意是说，听说将军在樊城水淹七军，俘获于禁，远远近近哪个不称赞将军的神威。这次曹操失败了，我们听得也高兴。我是个书生，很不称职。今后还得靠将军多多照顾呢！　　关羽看了陆逊的书信，觉得陆逊态度谦虚、老实，也就放了心，把原来防备东吴的人马陆陆续续调到樊城那边去了。　　陆逊把关羽人马调动的情况，随时报告给孙权和吕蒙。　　这时候，关羽在樊城接受了于禁的投降兵十几万人，粮草供应发生了困难，就把东吴贮藏在湘关的粮食强占了。　　孙权得知湘关的米被抢，就派吕蒙为大都督，命令他迅速袭击关羽的后方。　　吕蒙到了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把所有的战船都改装作商船，选了一批精锐的兵士躲在船舱里。船上摇橹的兵士扮作商人，一律穿上商人穿的白色衣服。就这样，一列又一列商船向北岸进发了。　　到了北岸，蜀军守防的兵士一看都是穿白衣的商人，就允许他们把船停在江边。没想到一到晚上，船舱里的兵士一齐出来，偷偷摸进江边岗楼，把蜀军将士全部抓住，把岗楼占了。　　吕蒙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北岸，进军公安。留守公安、江陵的蜀军将领本来对关羽很不满意，经吕蒙一劝降，都投降了。　　吕蒙进了城，派人慰问蜀军将士家属，并且吩咐东吴将士严守纪律，不许侵犯百姓。有一个东吴兵士，是吕蒙的同乡，因为天下雨，拿了老百姓家的一顶斗笠遮盖铠甲。吕蒙发现后，认为这个兵士违犯了军令。虽说是同乡人，但是犯了军令不能不办罪，就把他杀了。这样一来，全军将士都震动了，谁也不敢违反军令。　　这时候，曹操派去的徐晃率领的援军，已到了靠近樊城的前线。徐晃把孙权答应曹操夹攻关羽的信抄写了许多份，射进关羽营寨里。关羽得知吕蒙袭击后方的消息，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徐晃发起进攻，打败了关羽，使关羽不得不撤去对樊城的包围。　　关羽派使者到江陵去探听情况。使者一到江陵，吕蒙派人殷勤招待，还叫使者到蜀军将士家去看望，这些家属都说东吴的人待他们不错。使者回到自己的军营后，兵士们向他探问家里情况，他就照实说了。大伙儿一听东吴人好，就不愿意再跟东吴打仗，有些兵士甚至偷偷地逃回江陵去了。　　关羽到这时候，才知道对东吴的防备太大意，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带了人马逃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　　孙权进军麦城，派人劝关羽投降。关羽带着十几个骑兵往西逃走。　　孙权早已派兵埋伏在小道上，把关羽十几个骑兵截住，活捉了关羽。孙权知道关羽不肯投降，下令就地把他杀了。　　曹操认为孙权立了大功，把孙权封为南昌侯，到了曹丕即位称帝以后，又封为吴王。

自由人的将军桑地诺

１９２６年的一天，尼加拉瓜北部山区通往圣.阿尔比诺金矿的路上，一个年轻人正踏着茫茫的夜色中崎岖的山路急匆匆地走着。这是刚从墨西哥返回自己祖国的桑地诺，他正准备赶去发动金矿工人起义，反抗美帝国主义对尼加拉瓜的侵略。尼加拉瓜在美洲中部，西临太平洋，东临加勒比海，是中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１８２１年，尼加拉瓜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后来又建立了共和国。１９０９年，早已对中美洲地区垂涎欲滴的美国政府，将魔爪伸向了尼加拉瓜，它策划了一场政变，把尼加拉瓜总统赶下台，又借口保护侨民，派驻了海军陆战队。１９２６年初，它再次发动政变，建立起亲美的傀儡政权。这年年底，美国又派出了２０００人的海军陆战队帮助尼加拉瓜独裁政府镇压日益增加的人民起义。　　出身农民之家的桑地诺，２０多岁起离家到国外做工。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他十分痛恨美国仗势欺压各中小国家，在墨西哥时就积极参加反美斗争。看到自己的祖国遭受侵略，他焦虑万分，决心回国，把尼加拉瓜从外国侵略者铁蹄下解放出来。　　来到金矿后，桑地诺很快就和工人打成一片，关心同情工人们的艰苦生活，向他讲述国家受侵略，人民受压迫的道理。他说：“一个民族的主权，不是靠言辞，而是要用武器来保卫它。”　　工人们情绪高涨，纷纷说：“你说的对，我们都听你的。你就带着大伙干吧！”他们商定举行武装起义，打击美国侵略者。桑地诺教工人们用沙丁鱼罐头做成手榴弹，他们又秘密地收集了枪支弹药。　　起义的时刻来到了，工人们举起自制的红黑两色旗，庄严宣誓：为祖国的自由而战！他们用开金矿的炸药炸毁了矿场，以自制的手榴弹、简陋的武器装备，袭击了美军驻兵和独裁政府的警察官所。当大批美军和政府军队开到时，桑地诺带领着２９个伙伴进入了山区。这支小小的游击队向强大的敌人宣战了。他们成为后来尼加拉瓜保卫民族主权军的核心。　　桑地诺向人们宣布他们的斗争目标：赶走外国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他还提出了没收外国资本家的土地分给尼加拉瓜人的主张。　　各界民众闻此消息感到无比振奋，纷纷来投奔。不久，就有了８００名组织得很好的骑兵队伍。保卫民族主权军队伍日益壮大，他们以拉斯赛戈维亚斯山区的大森林为根据地，神出鬼没地袭击美国侵略军。　　游击队同装备和数量远远优于自己的敌人展开了机智的周旋。美军动用了先进的武器，当时全世界只有６００多架飞机，美国竟向尼加拉瓜派出了近７０架飞机，来对付桑地诺游击队。在莽莽的大森林中，游击队员把每棵树都当成了自己的掩体，把每处山坡沟壕都变成了侵略者的陷井。一次，游击队把河水引向了和地图上标志相反的方向，迷惑的敌人晕头转向，进入了游击队的包围圈。一声号令，枪声四起，木石飞下，有韧性的大树做成的弹弓弹起，敌人纷纷倒了下去。　　游击队中还有一支由１３岁到１６岁的孩子组成的、被称作“天使合唱队”的游击特别小队。他们有时到敌人内部刺探情极，进行活动，有时候又勇敢地袭击美军驻地，令敌人心惊胆颤，防不胜防，成了尼加拉瓜闻名的少年英雄群。　　到１９３１年，保卫民族主权军已经控制了８个省的农村地区，甚至打到了一些城市的边缘。桑地诺的威信也越来越高，人们崇敬地把他称作“自由人的将军”。尼加拉瓜人民的斗争也得到了拉美各国的声援与支持，一些兄弟国家的志士来到尼加拉瓜参加了桑地诺的部队，有更多的人组织了“不许干涉尼加拉瓜委员会”，发动募捐运动，支援尼加拉瓜人民的斗争。美国的工人也组织示威和罢工，抗议侵略尼加拉瓜。　　内外交困的美国侵略者陷入了尼加拉瓜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处处被动挨打，无计可施，终于在１９３３年撤出了尼加拉瓜。　　苦战了７年的游击队战士们取得了反对美帝侵略斗争的巨大胜利，他们放下武器，拿起工具，开挖河渠，寻找金矿，建立种植园，以为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从此将来临。　　然而，美国和它扶持的代理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仍把桑地诺视为“心腹之患”。　　１９３４年２月１日，受尼加拉瓜政府陆军首脑索摩查的邀请，桑地诺来到首都马那瓜共商国事。晚上，索摩查等在总统府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桑地诺。他笑容可掬地举杯向桑地诺敬酒，并说着一些令人肉麻的吹捧赞扬之辞。夜色阑珊，酒宴结束了。索摩查恭恭敬敬地送桑地诺来到门外。他扬起手目送着桑地诺离去。　　突然，“叭，叭”一阵枪声响起，刚离开总统府不远的桑地诺倒在了血泊中，索摩查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冷笑，为自己的阴谋得逞兴奋不已。　　第二年，索摩查登上了总统宝座，尼加拉瓜又落入了美国的控制中。但是，人民仍然记着“自由人的将军”桑地诺，他为了民族独立挺身抗击侵略者，英勇奋斗坚强不屈的精神，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毛主席题“好好学习”内幕

; 特务给了他一包“面粉”1951年5月3日下午1时许，8岁的陈永康和邻居家的两个小朋友一起，在离金阊小学不远的城墙上玩耍。突然，一个20多岁、梳西式头发、穿着黑色皮鞋的男子叫住了他：“小朋友，你在什么地方读书？”陈永康指了指自己的学校回答：“金阊小学。”男子随即拿出一包糖给他，又神秘地给了他一些钱和一包黄粉说：“这是面粉，放在你们老师的桌子上。” 　　陈永康联想到老师上课讲过“反革命分子会用火药、手榴弹、用各种杀人方法来破坏我们的工厂、学校。”心想这个人鬼鬼祟祟的样子，一定不是好人。于是他十分镇定地说：“我陪你一起去吧！”走了约100米左右，陈永康看见城墙的另一端有几名解放军正从远处向他走来，马上放下手中的东西，紧紧抱住男子的腿不放，并大声喊：“解放军叔叔快来抓特务！”男子慌了，狠狠打陈永康的头，陈永康被那人打了几拳，口鼻鲜血直淌，但他仍死死抓住对方不放，直到解放军赶来制服该男子，然后将受伤的陈永康护送回家。后来，解放军告诉陈永康和他的家人：那名男子是特务，黄粉是炸药。 　　陈永康抓特务的事迹传出后，社会各方给予了大量的关爱。学校每天收到许多来电、来信和各种礼物，当时赠送最多的是锦旗，足足挂满了一个教室。1951年“六一”儿童节，陈永康和班主任李云珍受到解放后苏州市第一任市长王东年的接见。8岁小学生陈永康英勇捉特务的事迹，很快传遍了苏州乃至全国。 　　陈永康所述的情况在1951年5月8日和5月10日的《新苏州报》上得到证实，同时他当年的老师李云珍也做了证明。1951年5月13日，《解放日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报道了这位小英雄。 　　“小英雄”生活写照事迹曾写进教科书 　　记者在1951年5月10日的《新苏州报》上看到了陈永康和老师李云珍的合影照，还有陈永康的亲笔签名——“捉特务是光荣的”，字迹歪歪扭扭，照片是当时做报告时拍摄的。报道的标题是“召开镇压反革命工作会议”，文中称“英勇机智捉住特务的8岁小弟陈永康走到台上，受到全体代表热烈的欢呼与尊敬，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孩子，本市人民政府为了嘉奖他这种勇敢的模范行动，特授给奖状，同时授给学校奖状。” 　　经过多方打听，记者找到了79岁的李云珍老师。李老师说，陈永康当年在学校很老实，学习中上等。当时她从校长那儿得知，陈永康抓歹徒的事迹连中央领导也知道了，团中央还准备邀请陈永康上北京去见中央领导，可不知道什么原因未能去成。 　　李老师说，由于当时苏州解放不久，破坏分子常制造一些恐怖事件。为了保护小英雄的安全，学校专门为陈永康安排了一间宿舍，由老师们轮流看护，中央一位领导高度赞扬了陈永康。 　　陈永康抓特务的事迹流传很广，后来还被写进了小学教科书。原工作单位的几位老领导都能证明看到过有陈永康内容的语文课本。 　　米饭泡酱油——没打算“吃”功劳 　　陈永康家里兄弟姊妹五个，三个妹妹，一个弟弟，母亲又是文盲，家境很是困难，最大的妹妹直到12岁才上小学一年级，弟弟为了他上学，上到小学四年级就退了学，至今还让他感到愧疚。但是读初中的陈永康也很艰苦，当时没有钱，就往煮好的米饭里加点酱油吃，从没想过找组织或领导解决过什么，“没有必要给人家增加麻烦”。 　　成为“小英雄”之后，陈永康从没有把荣誉当作生活的砝码，中学毕业后的陈永康心甘情愿地做起了普通人，干起了清淤工作，这一干就是20多年。回首往事，老陈认为，“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这八个字不仅仅写给学生，成年人一样可以把它当成工作上的一种态度和精神，“这八个字和贫富无关。” 　　记者问陈永康家里有什么困难，他说：“我的生活比下岗工人好过多了，更没有必要向组织要求什么了。” 　　遗憾——至今还不是共产党员 　　对于过去，老陈还有另外一个遗憾——至今他还不是共产党员，这与他的婚姻有关。那时，陈永康在航道处上船做清理河道淤泥的扒土工，由于工作勤恳、任劳任怨，1968年，他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 　　然而，由于此后的另一项人生选择，在那个特殊的年月，他失去了入党机会。当时他与苏州市交通局招待所的一位女工相爱，姑娘漂亮能干，也看中了陈永康的诚实勤勉。但是，由于这位女工出身工商业主家庭，有关人员要求陈永康与她划清界限，否则就取消他入党积极分子的资格，他因此没有能够入党。至今陈永康还想努力入党。 　　这件事有待进一步考证 　　毛泽东题词锦旗是重要证据 　　在寻找陈永康前，记者查阅了大量资料，最终在《读者》杂志、《报刊文摘》等媒体上发现了这样一条小消息，内容如下： 　　毛主席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家喻户晓，50年来一直激励、鼓舞着一代一代中小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毛主席的这个重要题词是怎么来的呢？最近，人们在纪念华东人民革命大学50周年之际，在翻阅1951年5月28日第46期《革大改造报》中发现，原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题词是毛主席得悉苏州市金阊小学8岁小学生陈永康捉特务被打伤事迹，制作锦旗赠送给陈永康小朋友的。 　　据此，记者首先找苏州市金阊小学，但是该小学已经被金门小学合并多年，以前的学生资料已无法寻觅。于是记者又通过教育局联系，也没有结果，直到一个偶然机会，才得知苏州市某居委会有一位叫陈永康的老人，记者再三打听，最终幸运地得到了老人的家庭电话。昨日，记者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 　　陈永康说，因为抓特务的事，当时的报告会一场接着一场，由于荣誉都是给学校的，他从没有想到保留那些锦旗。陈永康当年所在的苏州市金阊小学早已不存在，当年存放各种荣誉象征的锦旗的仓库也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被撤除了，锦旗更是无迹可寻。惟一能够提供证据的线索断了，陈永康对此非常遗憾。 　　毛泽东给我题词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原稿在哪里呢？陈永康想在有生之年弄清楚。
　　

中国6处入选世界遗址

; 今晨，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在纽约公布了2006年世界百大濒临危险的文化遗址，中国有六处遗址榜上有名。其中，河北怀来的鸡鸣驿第二次进入濒危遗址名单。 ; 中国六处入选的濒危遗址分别为：河北怀来鸡鸣驿、浙江省东阳卢宅 、山西省碛口镇村落、甘肃秦城天水的古楼群建筑、云南团山历史村以及分布在四川和西藏地区的石林。 ; 因为冲突和战争，伊拉克境内超过1万个文化遗址，今年破例全部被列入了观察和保护的名单。今年上榜的地区最有名的是埃及尼罗河西岸和南部城市卢克索，巴拿马运河，以及海明威在古巴的故居。 ; 世界百大濒临危险文化遗址每两年公布一次，是由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的工作人员、83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历史文物工作者在430多个历史遗址进行调查之后做出结论。今年是从全球234个地点中选出的。 ; 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有40年历史，总部设在纽约，是非营利机构，致力于保护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 鸡鸣驿：坐落在河北省境内，修建于1420年，是至今唯一保存下来的最大的驿站。外层开始脱落，一些庙宇濒于消失。在2004年曾经被列为世界百大濒临危险的文化遗址; 卢宅：被称为江南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有“中国民间故宫”的美誉。洪水和不得当的保护方法使得卢宅面临许多危险。排水、防火和防风化等都做得不到位。 ; 碛口：位于山西临县境南，明清时期为我国北方著名的商贸重镇。上世纪30年代，碛口码头功能尽失，但留下了一座座相对完整的商业建筑群和周边村落的民宅深院。近年来一些扶贫项目的开展和高速公路开通已经破坏了古镇的文化韵味。 ; 天水古楼群建筑：天水市秦城区古民居有2000余座，古巷不下数百条，大都是官宦、富豪、名人、学士的故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秦城区的古建名人故居屡遭拆除，至90年代呈愈演愈烈之势。 ; 云南团山历史村(音译)：完整地保持了19世纪的历史的风貌。但近年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却破坏了历史原貌，一些地区对历史文物的开发利用和改建项目已经破坏了历史村落的完整性。 ; 石林：约有250座千姿百态的石林镶嵌在四川和西藏五大景区里，这些石林随季节的不同和阳光的照射，不断地变化着璀璨绚丽的色彩。然而有些石林甚至被砍断作为休憩之所，微小的地震活动对其有巨大的危害。

愚蠢的宋襄公

　　宋襄公见齐国发生内乱，就通知各国诸侯，请他们共同护送公子昭到齐国去接替君位。但是宋襄公的号召力不大，多数诸侯把宋国的通知搁在一边，只有三个小国带了点人马前来。　　宋襄公率领四国的兵马打到齐国去。齐国一批大臣一见四国人马打来，就投降了宋国，迎接公子昭即位。这就是齐孝公。　　齐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国，如今齐孝公靠宋国帮助得了君位，宋国的地位就自然提高了。　　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主事业。这次他约会诸侯，只有三个小国听从他的命令，几个中原大国没理他。宋襄公想借重大国去压服小国，就决定去联络楚国。他认为要是楚国能跟他合作的话，那么在楚国势力底下的那些国家自然也都归服他了。　　他把这个主张告诉了大臣们，大臣公子目夷不赞成这么办。他认为宋国是个小国，想要当盟主，不会有什么好处。宋襄公哪里肯听他的话，他邀请楚成王和齐孝公先在宋国开个会，商议会合诸侯订立盟约的事。楚成王、齐孝公都同意，决定那年（公元前６３９年）七月约各国诸侯在宋国盂（今河南睢县西北，盂音ｙú）地方开大会。　　到了七月，宋襄公驾着车去开大会。公子目夷说：“万一楚君不怀好意，可怎么办？主公还得多带些兵马去。”　　宋襄公说：“那不行，我们为了不再打仗才开大会，怎么自己倒带兵马去呢？”　　公子目夷怎么也说不服他，只好空着手跟着去。　　果然，在开大会的时候，楚成王和宋襄公都想当盟主，争闹起来。楚国的势力大，依附楚国的诸侯多。宋襄公气呼呼地还想争论，只见楚国的一班随从官员立即脱了外衣，露出一身亮堂堂的铠甲，一窝蜂地把宋襄公逮了去。　　后来，经过鲁国和齐国的调解，让楚成王做了盟主，才把宋襄公放了回去。　　宋襄公回去后，怎么也不服气，特别是邻近的郑国国君也跟楚成王一起反对他，更加使他恼恨。宋襄公为了出这口气，决定先征伐郑国。　　公元前６３８年，宋襄公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成王可厉害，他不去救郑国，反倒派大将带领大队人马直接去打宋国。宋襄公没提防这一着，连忙赶回来。宋军在泓水（在河南柘城西北，泓音ｈóｎｇ）的南岸，驻扎下来。　　两军隔岸对阵以后，楚军开始渡过泓水，进攻宋军。公子目夷瞧见楚人忙着过河，就对宋襄公说：“楚国仗着他们人多兵强，白天渡河，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咱们趁他们还没渡完的时候，迎头打过去，一定能打个胜仗。”　　宋襄公说：“不行！咱们是讲仁义的国家。敌人渡河还没有结束，咱们就打过去，还算什么仁义呢？”　　说着说着，全部楚军已经渡河上岸，正在乱哄哄地排队摆阵势。公子目夷心里着急，又对宋襄公说：“这会儿可不能再等了！趁他们还没摆好阵势，咱们赶快打过去，还能抵挡一阵。要是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宋襄公责备他说：“你太不讲仁义了！人家队伍都没有排好，怎么可以打呢。”　　不多工夫，楚国的兵马已经摆好阵势。一阵战鼓响，楚军像大水冲堤坝那样，哗啦啦地直冲过来。宋国军队哪儿挡得住，纷纷败下阵来。　　宋襄公指手划脚，还想抵抗，可是大腿上已经中了一箭。还亏得宋国的将军带着一部分兵马，拼着命保护宋襄公逃跑，总算保住了他的命。　　宋襄公逃回国都商丘，宋国人议论纷纷，都埋怨他不该跟楚国人打仗，更不该那么打法。　　公子目夷把大家的议论告诉宋襄公。宋襄公揉着受伤的大腿，说：“依我说，讲仁义的人就应该这样打仗。比如说，见到已经受了伤的人，就别再去伤害他；对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能捉他当俘虏。”　　公子目夷真的耐不住了，他气愤地说：“打仗就为了打胜敌人。如果怕伤害敌人，那还不如不打：如果碰到头发花白的人就不抓，那就干脆让人家抓走。”　　宋襄公受了重伤，过了一年死了。临死时，他嘱咐太子说：“楚国是我们的仇人，要报这个仇。我看晋国（都城在今山西翼城东南）的公子重耳是个有志气的人，将来一定是个霸主。　　你有困难的时候，找他准没错儿。”

黑龙江阿城发现日寇地堡群

; 据东北网-新晚报报道，日前，黑龙江阿城市亚沟镇砬砬沟里，发现了完好保存着的侵华日军地堡群。据亚沟镇文物管理员孙广志说，原来地堡有10座，1958年修建砬砬沟水库时，毁掉了两个，剩下的这8个一直完好地保存至今。 　　据孙广志介绍，1938年日寇侵占阿城后，就在砬砬沟建立了后勤基地，有弹药库、机械库、油库等，并建有一条铁路直通沟里，可见当时这个基地的规模。 　　从砬砬沟沟口到沟内的百余延长米内，沿沟两侧对应着建造了10座地堡，每座地堡可容纳50人左右，地堡唯一的大门正对着沟下。孙广志听老人说，日寇当年曾在沟里建有一座秘密仓库，后来虽经多方考证，至今仍不见丝毫踪迹。

阿拉法特死因成谜

; 阿拉法特走了，带着谜团悄然逝去，从传出他病重的消息，到他离开官邸飞赴法国治疗，最后病逝在异国他乡，人们始终不知道这位巴勒斯坦的领袖身患何疾。究竟是遭人投毒，还是致命的血液病，抑或是三年的围困生活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阿拉法特的死因几乎将成为一个永远的不解之谜。 　　最终诊断书在哪里？ 　　阿拉法特的真实病情，牵动着世人的心。在他活着的时候，法国医院在长达两个星期的诊断期间，没有拿出一份最终的诊断书，而在他逝去之后，法国巴黎贝尔西军医院都没有释放出一点有关阿翁真实病情的消息，根据法国隐私法，医院方面也不提供死因的细节。 　　从医学技术上说，血样检查、尿样检查和医学扫描项目，通常可以在48小时内完成。10天，对于国际上通行的医疗人体检查来说，可以检测出目前所有人类已知疾病乃至确切病因，而阿拉法特住进贝尔西军医院近两周，仍然没有最终诊断书面世。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医生们已经得知他的病因，但被告知，“不允许公开！” ; 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阿拉法特的身体状况根本无法完成体检。不过，一些国际医学界著名医生认为，医学科技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可以做到不用患者费力就可以完成检查的地步。“如今的医疗器械和照影技术足以完成‘活体解剖’，而血液和尿液检查则可以给出最核心的诊断。两周都没有结果，不可思议，”纽约脑科专家布雷弗曼10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想，我可以确信，医生们已经知道诊断结果，只是不肯公开。” 　　纽约大学医学院血液科主任西蒙·卡帕德金说：“我想，他们现在应当是知道他的病情的。如果检查不出来那么就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换作我，两周可以查出血液中的所有毒素。”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每日发布的病情通报中，总要加上一句：“获得了阿拉法特夫人苏哈的同意”。和许多国家一样，法国医生也遵守着患者病情保密法律，在没有获得患者家人同意的情况下，医生无权公开病人的情况。也就是说，医生“有法可依”。阿拉法特的死因终成不解之谜。 　　难解的血液之谜 　　阿拉法特的病情不仅牵动许多政界人士的心，也让一些国际医学工作者难以摸清头脑。他们虽无法直接去医院帮助诊断，但也私下里各自为这位75岁的老人分析可能出现的病因。巴官方高层曾经透露，阿拉法特可能患上了血癌，也有消息称他可能遭人投毒，但目前为止，官方否认了他患有白血病等致命疾病的可能，排除了他遭人下毒的可能，承认他近两天出现脑出血、肝肾功能衰竭的症状，但这些都不是病因。 　　在阿拉法特前往法国前，巴勒斯坦和约旦医生就已经诊断出他的血液中缺乏血小板，但这一结果还不足以表现他的病因。医学专家说，血小板减少可能与一系列疾病都有关系：从骨髓类疾病、癌症一直到感染、中毒都有可能使血小板呈现减少症状。 　　而阿翁到法国之后，法国医生先是说他的血小板数量通过输血已经正常，但不久后又说他的病情“相当复杂”，最终又表态说他“陷入了昏迷”乃至“深度昏迷”。 　　英国剑桥艾登布鲁克斯医院的血液科专家特雷弗·巴格兰认为，阿翁可能患上了一种叫作“弥散性血管内血凝症”，这种病症的特点就是血小板在血管内壁凝固血液，消耗流动血液中的大量血小板。“那非常有可能，尤其在老年人中经常出现，”巴格兰说。而美国著名中老年疾病医学专家塔拉甘·拉维尚卡尔说，许多老年疾病都会导致血小板降低，例如最常见的“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斑症”等等。 　　以色列人毒死了他？ 　　在阿拉法特病重的最初，有消息称巴官方怀疑他遭人投毒，虽然巴勒斯坦官方宣称，经过检查，已经排除了阿拉法特遭人投毒的可能，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以色列很有可能通过一种未为人知的方法“消灭”了阿拉法特。 　　据路透社报道，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立德·马沙尔11月11日在接受半岛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谴责以色列杀死了阿拉法特。马沙尔称：“我毫不犹豫地说，以色列应对阿拉法特之死负有罪责……医生们在过去两周内公布的情况表明，他(阿拉法特)是被毒死的。” 　　1997年，两名以特工曾试图对马沙尔下毒。马沙尔道：“可能不会发现阿拉法特被下毒的证据，就像我当初被下毒时，他们不能从我的血液中发现证据一样。但后来两名特工在约旦被捕后，以色列被迫提供了解毒剂。以色列通过杀死阿拉法特，已经发出了一个清楚的信息，任何反对以色列的人，都会落到这样的下场。以色列通过杀害阿拉法特谋杀了和平解决的途径！” 　　巴勒斯坦人也一直坚信，沙龙一直试图“清除”阿拉法特，今年年初沙龙曾经发表一份声明说，他已经不再受到有关“不伤害”阿拉法特承诺的束缚，曾有消息称以色列可能选择高科技暗杀阿拉法特：将有毒的光束射向阿拉法特大脑，引起他心脏功能逐渐衰竭，最终“自然死亡”。 　　另外，人们也不会忘记，1976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曾收买了曾在阿拉法特办公室工作过四年的赛伊德，让他巧妙地在阿拉法特的饭食中放入几粒小毒药丸。毒药只有米粒般大小，放在饭中真假难辨。但赛伊德几次都下不了手，因为在几年的接触中，他对阿拉法特产生了无限的敬意。在以色列的再三催促下，赛伊德最终还是将毒药放入阿拉法特的饭中。当阿拉法特刚吃下第一口饭时，赛伊德突然良心发现，如实地向阿拉法特报告了这一阴谋，阿拉法特死里逃生。 　　2003年5月也曾发生过针对阿拉法特的投毒事件。5月6日，巴勒斯坦官员透露，巴挫败一起企图投毒暗杀阿拉法特的阴谋。5月下旬，有人向阿拉法特寄了一个包裹，这个包裹是从远东地区寄出的，在经过以色列后进入巴勒斯坦领土。巴勒斯坦安全机构人员在这个包裹中发现了一些神秘的白色粉末，最后查明这些粉末是炭疽病菌。 　　关于以色列人毒死阿拉法特的传闻也部分得到了证实，11月4日，《耶路撒冷邮报》援引沙龙的心腹尤里·丹的话暗示，沙龙是通过一位厨师“消灭”阿拉法特的。 　　他在重围中倒下 　　即使不是以色列人通过直接投毒的方式清除了阿拉法特，至少人们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沙龙通过把阿拉法特围困在拉姆安拉的官邸，成功的摧毁了阿拉法特的健康，加速了他的衰老和死亡。 　　2001年12月3日，以色列入侵约旦河西岸巴控城市拉姆安拉，将阿拉法特“围困”在官邸中。从此，阿拉法特被“软禁”在官邸内。2002年3月底，以色列随即决定对其采取“绝对孤立”政策，大举入侵拉姆安拉，将阿拉法特围困在官邸内。9月，特拉维夫连续发生两起自杀性爆炸事件，以军队再次围困阿拉法特的官邸。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以军被迫撤军。但阿拉法特从此再没有迈出拉姆安拉一步。 　　从2001年底开始，阿拉法特被困在拉姆安拉的官邸中长达三年时间，事实上与被囚禁在监牢里没有什么两样。白天，能听到以色列军人展开“心理战”发出的喊话声；夜晚，以军的探照灯光柱照在墙壁上惨白惨白的。此外他们所能听到的就只有以军坦克和装甲车驶过时的隆隆声以及枪击声。屋子里生活条件已越来越差，人多拥挤，天气尚热，再加上经常断电断水，所以室内的空气很不好，潮气、汗味再加上排泄引发的臭气，使室内空气变得相当混浊。阿拉法特几乎只能靠一些饼干和罐头食品来度日。 　　长时间被困于官邸的阿拉法特只能在办公室内进行锻炼，而这种锻炼只是围绕办公桌踱步。阿拉法特的亲信纳比勒·沙阿斯说：“他数小时地围着桌子走，一直到深夜。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但是这种简单的锻炼并不能起作用，阿拉法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他仍然坚持在工作，甚至经常批阅文件直至深夜，这无疑又加速了他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阿拉法特的助手10月24日称，阿拉法特患了重流感，医生认为，缺少阳光和新鲜空气也是阻碍他的病情好转的因素。10月26日，巴勒斯坦官方还确认，阿拉法特患有胆结石，并伴有胃痛和呕吐。 　　虽然以色列曾经允许阿拉法特离开拉姆安拉。但是阿拉法特明确表示：“我的人民能承受这一切，那么我也能承受。”他最终选择了留在巴勒斯坦。长时间被围困在官邸中囚徒般的生活，彻底的摧毁了这位75岁高龄老人的身体，让他在疾病面前变的不堪一击，最终悲壮地倒下了，成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又一位烈士。 　　也许，阿拉法特的死不是以色列投毒所造成的，也许，阿拉法特确实患上了某种足以致命的血液疾病，也许，沙龙成功的困死了疾病缠身的夙敌，也许有着更多的不被人知的原因带走了阿拉法特，我们只能肯定的一点就是，阿拉法特走了，带着也许永远不能解开的谜团逝去。
　　

艳星玛丽莲梦露神秘死亡

; 20世纪50年代，漂亮的玛丽莲-梦露成为美国主要的性感象征。她以激起情欲的体形及其淡黄色的金发而举世闻 名。尽管她在《男人更喜欢金发碧眼女郎》(1953)、《公共汽车停靠站》(1956)、《不称职者》(1961)等 影片中表现了出类拔萃的表演才华，但由于摆脱不了“美丽而愚蠢”的形象，渐渐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痛苦中。她是因为自卑自 杀，还是出于政治动机被谋杀，至今仍是个谜。 　　1962年8月5日清晨，玛丽莲-梦露的女管家发现她卧室的灯还亮着，她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在她在加利福尼 亚的洛杉矶刚购置的房中离开了人世。她的私人医生断定她死于凌晨3点40分。洛杉矶的验尸官后来说，她的死是因为“过 量用药，是急性巴比土酸盐中毒”。梦露去世前几天，她的医生给她开了一种烈性的安眠药巴比土酸盐。因为在这之前，她由 于未能担任一个电影角色而感到有些压力，并且有点心神不安，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尽管她以前曾试图自寻短见，但玛丽莲 -梦露之死出现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使自杀之说令人生疑。验尸官和毒物学家的报告有分歧。验尸官在梦露去世的当天说，她胃里没有任何药物，但毒物学家证明，在她血液及 肝中存留着巴比土酸盐的残迹。病理学家得出的最终结论是：这位女演员可能死于注射过量的巴比土酸盐。这又提出了另一个 问题，验尸官在报告中根本未提到遗体上的注射痕迹(但是，梦露的医生恐怕在她去世前一天给她打过一针)。 　　梦露一直向一名精神病医生求医。这位医生说，她去世前一天很沮丧，但是那天见到过玛里莲-梦露的许多人却说， 她那天情绪很好，没有什么烦恼的表现。这显然说明不存在自杀的动机。虽然传闻她有间歇性吞食药物的习惯，但梦露没有失控的征兆。 　　她的爱情生活或许同她的神秘之死有关。她生前同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兄弟、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有不 正当的关系，在这以前她同肯尼迪总统也肯定有过幽会。罗伯特-肯尼迪显然希望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以便不暴露任何丑闻 。谣传罗伯特-肯尼迪与其政敌吉米-霍法部在玛丽莲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吉米-霍法正在寻找泄密录音带，以便攻击肯尼 迪。此外，梦露在同这位司法部长私通期间流过一次 产。在她生前最后几周，据说他一再试图给在哥伦比亚特区司法部的罗伯 特-肯尼迫打电话。作家诺曼-梅勒推测是秘密代理人杀害了梦露，以便掩盖肯尼迪兄弟的不光彩行为。作家托尼-西亚卡在 其《谁杀害了玛丽莲》(1976)一书中，也提出了这一观点。另一说法是，古巴人杀害了玛里莲，破坏美国中央情报局操 纵的黑社会谋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计划，其目的是打击肯尼迪家族。新闻界常常把梦露之死归咎于社 会的罪恶，说她无法承 受好莱坞把她树为典型性感魅力之偶像的宣传，因而在年仅36岁时被迫自杀。 　　玛丽莲-梦露的死因真相仍然被掩盖着，因为一些重要的证据失踪了，其中有关于她死的第一份警方报告，第一份尸 体解剖报告，和一些她个人的长途电话记录。而且，一些重要的证人就案件的证据再也没有被质疑过。因此，尽管官方认为， 她的死因是由于摄入过量的巴比土酸盐，但是人们仍然怀疑她的死是有人做手脚。
　　

带加强营掩护陈光罗荣桓

; 1937年10月，沿津浦线南下的日本侵略军占领沧州和德州之后，又进占了离济南只有130多里的禹城。日本鬼子的飞机，几乎天天都在济南上空盘旋侦察，有时还发出警告性和骚扰性的扫射。 　　此时，20岁的共产党员刘中华被关押在特种监狱“济南反省院”里。远处隆隆的炮声已隐约可听，刘中华知道敌人攻进来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干什么？刘中华的疑问很快得到解答。来“反省院”探望的亲友说，韩复榘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随时逃跑，逃跑不及就做汉奸。 　　在不久前的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刘中华和他同在“反省院”的战友们向当局进行了说理斗争，他们问：“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了，共产党是合法的政党，大敌当前，为什么还不释放我们？”他们决定绝食，最后在写了一份《抗日志愿书》后，他们被释放。 　　出狱后的刘中华回到家乡文登县，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不久，他和胶东特委取得了联系，特委书记理琪给了他一封指示信，让他“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立即组织抗日武装。“如何组织抗日武装？枪支从哪里搞？”接到这个指示，刘中华感到高兴的同时又茫然无措。 　　他和战友宋竹庭决定去找特委书记理琪。刘中华记得那一天是12月23日，理琪和他们详谈了省委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要在山东全省范围内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创建抗日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省委给胶东编排的统一番号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根据当前的准备情况和现有的人员武装，决定先成立一个大队，即“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理琪说，各地凑齐的人员和武器第二天就可以来齐。 　　1937年12月24日，特委召开了干部会议，理琪庄严地宣告“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正式成立。理琪说，今天成立的虽然只是一个大队，然而它标志的却是第三军的成立，不久的将来要创立起第二、第三大队，亮出第三军的旗号。 　　第一大队下属三个支队，余得水任大队队长，宋澄为政治委员，刘中华被任命为第三中队的指导员。“指导员主要做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很快我就当了大队指导员，营指导员，1938年是团政委。当时能干什么？主要就是靠着敢干、肯干、听话。”刘中华说，20岁的他可以做指导员，是因他是老党员，坐过牢，经受过考验。而当时的战士大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孩，相对于他们而言，刘中华已经是很有经验的同志了。 　　第一大队成立后以党的名义公开展开武装活动，从天福山出发，以文登县为轴心，用10多天的时间，在全县境内绕行一周，开展宣传教育，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吸收爱国青年参军，以扩大抗日的武装队伍。还有一个任务是收集各种枪支武装，特别是豪绅地主过去防身保家所存藏的武器，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为抗日救国保家乡而捐献出来。 　　刘中华说很多地主士绅是开明的，他们都支持抗日，但是当时部队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恐惧和不满。比如派饭问题，部队成立之初不能自供饮食，每天三餐都只能依靠所过村镇向各家摊派管饭。当时的原则是富人多派，穷户少派或不派。但吃了饭不打欠条也不记账，实际上等于白吃。而在出枪问题上，对于不肯捐献的顽固分子，部队采取了一些强制手段，全家搜查甚至捆绑吊打。这为后来的“岭上事件”埋下了祸根。 　　刘中华回忆，部队24日那天是在天福山玉堂庙前广场上举行的成立大会，庙门前是一面“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的红旗，是几位女同志连夜赶制出来的。就这样，胶东第一支抗日武装便正式诞生了。这就是“天福山起义”。“我们的部队可以说是第一支敌后抗日游击队，当时有40条枪，50多人。其他的游击队大都是在1938年春天成立的。”刘中华说。 　　这支队伍便是后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的前身，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集团军”的基底。50年后，刘中华写了一首绝句来纪念这次起义： 　　半岛圣地天福山，革命英豪聚万千。 　　武装起义创三军，抗日烽火红满天。 　　轻取牟平城 　　拿下县城后部队研究认为，游击战不能这样占领一个县城，应该到山区去 　　12月25日凌晨，按照既定的部署，一大队出发了。每过一村，他们都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演唱抗日歌曲和招募群众进行大会、小会的抗日宣传活动。此外，还组织动员一些爱国青年参军，调查豪绅地主的私存枪支。 　　经过短短几天的宣传，部队得到了沿途村镇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社会上层的爱国士绅名流也对这支部队大加赞赏。大敌当前，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以民族大义为重的。 　　1938年1月24日，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因放弃山东在汉口被蒋介石枪决。这让山东的抗日力量感到大快人心，抗日活动日渐高涨。 　　“1938年春天，敌人从青岛出发，占领了牟平县城。牟平县长投降做了伪军。我们趁其立足未稳之时，攻下牟平城，把县长抓了。”对于三军的第一仗，刘中华还记得其中的一些细节。 　　那时候部队已经有300人，但要靠着300人硬拼一个县城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靠偷袭。部队从驻地急行军80里路，拂晓的时候来到牟平县城外。县城由一条护城河围着，但是有一道水道门没有关，周围也没有警戒，刘中华他们轻松地进入牟平县城，捉住了投降的县长。这次行动之所以如此顺利，是因为牟平县的公安局长做了内应，他没有关那道门，把周围的警戒人员也调走了。 　　拿下牟平城后，特委机关转移到离该县西南3里处的雷神庙，机关在那里开了一个会，研究今后的抗战政策，说游击战不能像这次一样占领一个县城，而应该到山区去。因为刚拿下一个县城，名义上是开会，其实是在休息。 　　早上八九点的时候，鬼子得知牟平失守的消息，100多个人开着车从烟台赶过来了。当时一中队在雷神庙担任警戒任务，而刘中华的三中队是在城的西关，完成攻城任务后原地待命。 　　鬼子来得很快，当时的特委领导、大队领导和一中队共有三四十人，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牟平县的公安也加入了战斗，从后面攻打鬼子，日本人害怕，就退回去了。 　　“我们牺牲了两三个同志，其中包括特委书记理琪。”理琪不是真名，刘中华至今仍然不知道他的真名，当时很多地下党员都是以化名的方式出现的。但刘中华知道理琪是河南人，为了革命事业专程来胶东，“理琪为胶东的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几十年后，当刘中华看到一部电视剧《烽火胶东》有丑化理琪后，他曾多方呼吁更正。 　　刘中华第一次经历枪林弹雨是在1938年11月，“鬼子从平度向蓬莱、黄县和掖县进攻。这3个县的县长都是我们委派的，原来的国民党县长跑了。”刘中华说。共产党接管了这3个县，尽管第三军发展很快，但其力量仍然不足以和日本军队正面交锋，“敌人人多就躲，人少就打伏击。很多人还没有枪，光有手榴弹，枪都要靠缴获而来。一方面来自敌人，一方面是来自地主豪绅，缴了他们的枪，说你不抗日我抗日”。 　　在这次战斗中，刘中华负了伤，两颗子弹打在他的两腿上。仗打完后，他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春天出发，穿过敌占区，到晋东南时已是深秋，刘中华因病终未到达陕北 　　刘中华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月即接到职位调动的命令。胶东5支队组织部长病故了，组织上让他去接任。 　　他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好，皮还没有长出来，医院的护士孙玉琦隔几天就要去看望他一次。孙玉琦是医院的护士班长，卢沟桥事变后她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在医院里做伤员的护理工作，同时也做群众工作。那个时候，根据地有党、政、军、民四套系统，刘中华从军队系统调到党务系统，而像孙玉琦这样在群众委员会下的，则是属于“民”的系统。 　　这一天，孙玉琦又去看望刘中华了。刘中华痊愈之前，他就是她的病人，而当他已不住在医院的时候，孙玉琦就每过几天去看望一次。这是她的工作。 　　药换好后，政委宋澄进来了，看到了他俩，笑呵呵地说：“你们关系不错啊。“刘中华知道他的话外之意，赶紧说：“哪里的事啊。”宋澄是和刘中华一起坐过监狱的，要年长他几岁，平时像兄长一样关心他，这一次的关心俨然一个命令：“你行了吧，你也不小了。”宋澄说。 　　即使在那个时候，刘中华也还没有到婚嫁的年龄，当时他22岁。但当他听到宋澄的话后心动了，他对眼前这个精心照料过他一个月的护士产生了感情，很快，他们结婚了。“我是那支部队最早一批结婚的。”刘中华说。 　　1939年春，中央将召开六中全会，为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准备，中央要求各大区派代表到延安汇报该地区的敌后情况。刘中华作为胶东代表，和山东代表团一起前往延安。 　　他首先到鲁中沂蒙山区，那是中共山东的总部。代表团一行人开始往西走，他们要穿过敌占区，有将近100人的武装部队护送他们。 　　这个时候正逢鬼子开展春季扫荡，“我们只有偷着走，过了铁路，被敌人挡回来，再过，再被挡回来，在鲁西转来转去好几个月。” 　　就这样穿过敌占区，来到根据地，再穿过敌占区，再来到根据地，一路辗转。他们出发的时候是3月份，柳树才开始发芽变绿，等他们到达晋东南18集团军总部的时候，已是秋意浓浓的10月。 　　彭德怀接见了他们，嘘寒问暖。“朱老总也骑着一头毛驴来看望我们，他可朴实了。”孙玉琦补充说，她跟随刘中华一起前往延安。 　　要去延安，还得经过严密的封锁线。在沂蒙山区的时候一个战友送给刘中华一匹大洋马，他的脚掌是平的，不能走远路，有了这匹马，刘中华当上了“骑马干部”，而孙玉琦背着一个包跟在他后面走。“叫我坐我也不坐，没有这个职位是不能骑马的。”孙玉琦这样说，而当时的刘中华，是山东代表团的副书记，时年22岁。 　　两个月后，代表团出发了。但当天中午，在行进途中，刘中华的“冷摆子”又犯了。从他的大洋马上摔下来，晕了过去。代表团把他和妻子安排在老百姓家中后继续前进，因为已经不能再停留了。病稍好后夫妻二人回到18集团军总部，集团军的领导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还要去延安，如果要去的话，派部队护送他去。 　　“我去延安的目的是学习，在这里学习也是很好的，再说也赶不上代表团了。”刘中华权衡后决定留在晋东南，进了那里的党校学习班。“朱老总给我们讲游击战，杨尚昆讲政治经济学，陆定一讲苏共党史。同学中有刘华清、陈锡联、许世友等。” 　　学习班3个月一期，1940年春，刘中华从党校毕业，和许世友一起回到山东。 　　挺进扫荡区 　　部队转移了，鬼子就在扫荡区实行“三光”政策，老百姓遭了殃 　　滨海地区二旅二团政委，这是刘中华回到山东后的职务。滨海地区打仗很少，但在1942年，刘中华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到敌人的扫荡区，让敌人追着打。 　　1942年，日本军队在山东地区发动2万人的大扫荡。敌人的扫荡是以消灭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为目标的。所以，凡是遇到扫荡，部队的政策是立即撤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让敌人扑了个空。部队安全转移了，敌人就在扫荡区实行“三光”政策，老百姓遭了殃。 　　115师代理师长陈光(115师师长原为林彪，平型关战役后林彪去苏联养病，其职位由陈光代理)、政委罗荣桓从群众的利益考虑，认为丢下老百姓不好，于是就带了部队挺进沂蒙山区的敌人扫荡区中。 　　115师遭到敌人的围剿，情况日益危急，于是就命令滨海地区的二旅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个加强营挺进鲁中区配合115师。 　　“一个营3个连，加强营就是4个连，不到500人。”二旅把这个任务交给刘中华，他带着加强营突破沂水河、沐水河封锁线，进入鲁中区。“叫我们去的目的是吸引敌人，让我们成为敌人的目标，离敌二三十里的地方，不靠近他，带着敌人转山沟。” 　　115师打了一个硬仗，陈光说要咬着牙教训一下敌人，刘中华的加强营也打了一个硬仗，“敌人像蚂蚁一样，装备比我们好很多。我们的枪大多是装一发子弹打一枪的那种，有机关枪可宝贵了。”多年以后，刘中华说当时他很清楚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是抱着牺牲的精神去的，他的这个任务妻子并不知道，也许就生死两茫茫了。有一次他在山头察看敌情，如果不是机警的警卫员一把把他拉下来，敌人的子弹就打在他身上了。 　　他们坚持了半个多月，敌人扫荡结束，加强营掩护陈光、罗荣桓回到滨海地区。随后数年，陈光和罗荣桓一道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取得了甲子山、梁山、剡城等著名战役的胜利，当初不到一旅人入山东，到抗战结束时，已发展到10余万人。但之后，陈光蒙冤，这位战功显赫的猛将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开除党籍，1954年含冤离世。 　　“1940到1943年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1943年开始精兵简政，以部队为主，军政合一，实行一元化领导。”那个时候身任滨海军区政委的刘中华还兼任地委书记，“1937到1939年是发展武装充实部队，1940到1943年是巩固抗日根据地，老根据地没有年轻人，只有小孩、妇女和老人了。”刘中华说。 　　1943年刘中华被调到胶东，任胶东军区南海区政委。“在哪个地方都不能超过3天，晚上行军，白天睡觉，而白天又睡不着，用毯子把窗户蒙上也睡不着。”一年后，身体垮下来的刘中华被调到中心根据地，在莱阳、文登一带，敌人不来扫荡，就比较安稳了，但其驻地距离敌人也就10里路左右。 　　1945年七八月份，中国军队开始反攻，中共在山东成立中海军分区，聂凤智任司令，刘中华为政委，带领部队向青岛进军。快到青岛的时候日本宣布投降，刘中华他们就准备到青岛受降。但日本人不向共产党投降，中央迅即改变方针，放开大城市，抢占中小县城。 　　“日本鬼子一个小队占领一个县城，主要的县城派一个中队。鬼子缩在据点里不出来，打伪军不成问题，平度、莱阳这些地方很容易就拿到手了。”刘中华说。 　　在国庆50周年的阅兵式上，当徒步第六方队戴着新式头盔，身着迷彩作战服，手持自动步枪通过天安门时，观众感到的是一种与前几个方队不同的不怒自威的肃刹之气。这个代表作战部队第一个通过天安门的队伍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集团军。第27集团军是解放军历史上的著名部队，是一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被人们称为“常胜军”的精锐之师。属于中央军委部署的全军战略预备部队。 　　这支部队在1937年诞生于胶东半岛。1937年12月，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领导在天福山成立的队伍和以1935年“一一·四”暴动保留下来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该部队后改编为“山东纵队第5支队”。 　　1942年7月胶东军区成立。1945年10月，胶东军区主力部队奉命进军东北后，留下的部队重新组建第5师、第6师和警备第3旅。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5师、第6师、警备第3旅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共3.1万人。司令员为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参谋长聂风智，政治部主任刘天浩。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隶属第3野战军第9军团。 　　抗日战争期间，这支部队揭开了胶东抗日斗争的序幕。在血战雷福庙、激战大青扬、打万第、反扫荡、反蚕食、解放烟台、平度等战斗中，先后歼灭日伪顽军7万余人；解放战争时期，这个军在打莱芜、攻孟良崮、克周村、下潍县及参加济南、淮海、渡江和上海等战役中、先后与国民党“五大主力”中三大主力交手；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这个军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五次战役和金城防御作战。